随着燃油价格攀升到史无前例的高位，能源政策已成为决定美国总统竞选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现在的美国正在华尔街危机的旋涡中苦苦挣扎，经济因此出现衰退。尽管如此，人们已经意识到，为了满足美国对能源的长期需求，我们必须制定应对能源危机的新的解决方案，寻求当前可用能源的替代资源。正因为如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才提议，以3亿美元资金寻找比现有客车电池便宜三成的新技术，这种电池应“在尺寸、容量、成本和功率等方面远远优于市场现有的插入式混合动力或电力车。”

实际上，美国政府并不需要花费这笔巨资――他们完全可以把这笔奖金用于救市资金。沃伦•巴菲特曾领风气之先，决定将2.3亿美元投入他认为全球最具发展前景的产业――电池科技。最后谁是那个幸运的中彩者？是硅谷造就的科技精英？是来自底特律的汽车专家？或者是混合动力技术的先驱――丰田公司培养的工程师？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以上都不是。一家来中国企业拔得头筹，而这家企业仅称得上全球电池行业的后起之秀，它在汽车工业的资历甚至还要更浅。

沃伦•巴菲特周一宣布，他已同意以18亿港币（约2.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中国电池制造商比亚迪公司9.89%的股权。这家公司计划于2010年向美国销售电动汽车。比亚迪创建于1995年，总部设在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充电电池和其他电池的制造商之一。公司于2005年才开始起步的汽车制造业务得到了迅猛发展，为中国市场供应小型和微型汽车，现在汽车业务已占公司全部收入的近三分之一。2008年上半年，比亚迪在中国市场共售出72,357辆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比上一年增长94%。公司计划于2009年6月在中国市场推出首款全电动汽车。

巴菲特的投资通过中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投放。该公司是全球能源服务提供商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子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拥有其87.4%的股权。中美能源董事长大卫•索科尔（David Sokol）表示，公司关心气候变暖问题，认为电力汽车是解决气候问题的途径之一。“如果我们确实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种解决方案将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技术。”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不久前新浪网站对我的访谈中，我强调指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将成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趋势。随着中国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及其独特的市场需求趋于成熟，为其他类型的市场消费者而开发的产品与技术可能继续适用、也可能不再适用于中国市场。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之中，中国市场对开发价格适中、燃油效率高的环保汽车始终保有最高的热情。要进一步提高9亿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经济就需要进一步发展，而交通需求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行驶在中国道路上的公交车、卡车和轿车数量越多，燃油需求和环境压力越大。如果中国不能提供更多的交通服务，经济发展将受到阻碍――就是这么简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能否开发出价格适中、燃油效率高、环保性能好的汽车以及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现先进的新一代汽车技术也就不足为奇了。沃伦•巴菲特在比亚迪的投资只是又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公司正在技术之梯上进一步攀升并逐步获得世界顶级地位。中美能源高层认为，比亚迪处于世界电池技术的前沿。比亚迪生产的电动汽车可在15分钟内完成80%的充电，且一次充电可行驶近190英里，令中美能源印象深刻。比较一下，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兰Volt电池一次充电只能行驶40英里。

伯克希尔哈撒韦和中美能源认为，美国几乎全国各地都建有完备的充电基础设施，因此插入式电动汽车非常适合美国国情；此外，这两家公司还有意利用强大的中国工程人才库，而比亚迪拥有130,000名员工，其中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就占到11,000名。由此，投资于这家公司也是实现人才战略的途径之一。

上周我有幸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世界领导论坛（2008 World Business Forum）。著名的活动举办单位HSM每年都在纽约城市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举行年度世界领导论坛。今年的论坛共吸引了来自50多个国家、1,400多家公司的4,500名与会者。论坛发言者的名单就是一部各国政要与商界名流的《名人录》：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马德琳•奥尔布奈特（Madeline Albright）、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等等。

我是“金砖四国小组”的四名成员之一，这个小组由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领先企业资深代表组成――我当然是代表中国企业。其他组员包括Infosys公司创始人、巴西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公司首席财务官，以及俄罗斯大型金属企业Basic Element的代表。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 Van Agtmael）担任我们的小组讨论主持人。阿格塔米尔以创造了“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这个名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家大型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的创始人。

此次论坛吸引了多家媒体的关注。请点击下列链接，收听我和福克斯商业频道的Shibani Yoshi对中国的石油与汽车问题以及对中国经济的讨论。

我在哈佛商学院学习“借贷管理”这门课程时，总是牢记查理•威廉姆斯（Charlie Williams）教授的教导： “了解你的客户” 是最重要的借贷法则。在抵押贷款业务还没有演变到今天这般错综复杂之前，银行家们都能够严格遵守这条简单而有效的规则。

然而，美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了证券化业务，即将一组抵押贷款组合成为“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证券”（MBS）或“债务担保债券”（CDO），再将这些新证券出售给投资者集团，这些投资者独立于首先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证券化贷款使出借者与借款者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抵押贷款的筹款方式。这种改变正是导致美国按揭贷款危机的核心原因所在。

为了了解今天的贷款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首先要了解以前的贷款模式。过去，本地银行职员通常只向同一社区的借款人发放按揭贷款。一般情况下，银行职员与借款人都有私交――他们甚至可能是一起上过学的好友。银行职员了解借款人的家庭与背景，了解他在哪里工作，对于借款人是否称得上负责任的社区成员也略有所知。银行职员知道借款人是否值得信任、是否能够履行按揭贷款的义务。

在获得按揭贷款之前，借款人必须办理冗长的申请手续，详细说明其教育与职业简历，以及收入与资产状况。银行经常要求借款人出具其雇主的证明信、支付存根和税务回单，以证实借款人在贷款申请中说明的情况。确认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符合要求后，银行将聘请房地产评估商对借款人的资产进行客观的第三方评估。在多数情况下，贷款金额被限制在房产价值的80%以内。换句话说，借款人的资产价值必须大于贷款数额，并支付20%的首付款。贷款发放后，银行职员和银行必须对贷款负责到底。如果借款人按时完成了所有还款，银行账目上将记入固定资产项目，定期产生固定的利息收入。

这种贷款系统也会产生不良按揭贷款，但数量相对较少。由于银行职员和借款人居住在同一社区，银行职员通常能够首先察觉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变化。如果借款人的收入有所变动，借款人和银行职员将一起研究解决方案，如重新制定按揭还款计划等。房屋和不动产很少贬值，因此银行的间接资产与借款人的资产有可能逐年增加。这样，银行职员就拥有了一定的周转空间，与借款人一起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另一方面，借款人也有充分的动机如约还款，保持与银行职员的良好关系，从而保持房产的资产价值。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房地产按揭贷款一向被认为是美国最安全的投资项目之一。主要办理按揭贷款业务的银行与存贷款机构一般均为运营状况良好的稳定金融机构。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地产价格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上涨，房地产抵押贷款已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截止到今年年初，美国已发放的按揭贷款总额约为14.7万亿美元。

自二战结束以来的五十年里，这套贷款系统一直在为美国经济提供优质服务，但这种状态在上世纪90年代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政府立法和监管机构向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其向信贷条件较差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大量新资金涌入市场，用于发放次级贷款，推动次级贷款数量大幅增加。

随着次级贷款数量的增加及房产价格的上涨，美国的按揭贷款市场开始从总体上出现恶化，风险度也不可避免地提高。银行家们开始发放数额达到抵押资产价值90%、甚至100%的贷款。评估机构被施以压力，对抵押房产做出过高估价，以使借款人得到需要的贷款。无论借款人能否还得起贷款，也无论真正的资产价值是否符合贷款条件，都不对贷款发放构成影响。银行还开始发放“声明所得”贷款，这种贷款不需要借款人向银行声明其收入――即不需要证明性文件。可调利率抵押贷款（ARM）开始时只要求借款人归还利息，这样借款人就能够借到更大数额的抵押贷款。日后要求支付本金或贷款利率上调时，此类贷款的还款金额将有所增加，经常使借款人还不起贷款，导致坏帐的产生。最后，市场上还出现了所谓的“忍者”贷款（Ninja），即面向“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者的贷款。

由于银行能够将贷款出售给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或急于经营MBS或CDO贷款的华尔街保险商，因此银行家无需再对其发放的贷款负责到底。他们只需发放贷款，收取相关的开户费（一般情况下，贷款风险越高，开户费越高），再将贷款未来业绩的风险转嫁给他人。通过将一组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其中一项贷款变为坏账的风险得到了降低――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这样。如果有人对抵押贷款组合中的贷款质量提出质疑，美国国际集团（AIG）将乐于通过“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为你提供信用保险 。（前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斯潘曾将信用违约互换称为“最重要的金融工具”，沃伦•巴菲特则称其为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据监管机构的数据，美国国际集团共发放了约790亿美元CDO保险，主要为次级抵押贷款提供担保；AIG的信用违约互换总额为5270亿美元）

次级贷款的增加是导致业主增多、美国房市出现泡沫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房产拥有率由1994年的64%（这个数字自1980年一直保持到1994年）猛增至2004年的最高值――69.2%。1997至2006年间，美国房地产价格上涨了124%。许多业主利用增加的房地产价值进行低利率贷款和二次抵押，以获得更多现金供其使用。2007年，美国家庭房贷对收入百分比上升至130%，而00年代早期的数字仅为100%。

尽管给经济体系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这种银行贷款系统仍具有自我维持性，因为它能够使参与各方受益。银行能够收取越来越多的费用，同时无需担心借款者是否有能力归还贷款。为近一半已发放按揭贷款提供担保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能够从贷款组合的开户与出售过程中获得丰厚利润。投资银行家与保险公司同样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能够从这种新系统中获取无穷无尽的保险费用。消费者也热衷此道，因为他们能够借到更多的钱，以相同的资产价值购买到更大、更昂贵的房产。最后，政治家们也能够从中获利，因为这个系统似乎帮助所有美国人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梦想。

随着新的风险不断聚集，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与房市崩盘已不可避免，危机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截止到2007年10月，约16%的次级ARM贷款拖欠天数已达到90天，或正在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这个数字几乎是2005年的三倍。截止到2008年1月，不良贷款率已经上升到21%；2008年5月，这个数字再次上升到25%。2007年11月，美国楼市的平均价格与2006年的高峰时期相比下降了约8个百分点，到2008年5月，平均降价幅度已达到18.4%。随着房价下滑，越来越多的房主成为潜在的违约者，可能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局面。即使不考虑金融市场因此遭受的其他损失，当前这场危机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之前也不会得到平息。 

事实再一次教训我们，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不会发生。“大树不可能长到同天空一样高”，资本市场的价格也不会只涨不跌。事物朝向复杂化发展通常是一件好事，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当前这个复杂的金融市场已经在无形中扩大了这场危机的规模，而简单的金融市场则可能会使事情好办得多。本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将建议国会批准7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这是到目前为止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救市资金。

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将进行大量的分析以确定此次“熔毁的星期一”的起因，并讨论相应的政策以防止此类危机再次发生。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中国政府与经济学家正面临着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他们应利用这次机会从美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制定完备的法规，以获得未来发达资本市场带来的利益，同时防止这个市场可能产生的代价不菲的副作用。

过去一周，数百万中国人与无数美国人一样密切关注着华尔街事态的演变。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肯定会非常诧异：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拥有如此成熟的资本市场，怎么会听任自己陷入这样的金融混乱之中呢？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和党与民主党将轮番指责对方“丝毫没有察觉到局势的转变”，同时所有人都会指责贪婪的银行家将华尔街的利益置于普罗大众的利益之上。面对这场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美国金融危机，人们将成立各种各样的蓝丝带小组（即智囊团）分析其起因。美国国会将举行听证会，决定下一步的举措。最终，政府可能会出台一系列新的法规与政策，以遏制华尔街的“不当行为”。然而，如果能够以史为鉴，我们可以预知，国会开出的“处方”将带来比疾病本身更为严重的后果。

次贷抵押市场错综复杂的机制，以及与金融工具（它们已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高深术语，很容易就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以致很多人认为，除了哈佛或清华的经济学博士，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事实上，引发这场危机的基本原因非常简单明了，中国如果能够对这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从中吸取教训。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在未来几年内它将不断走向成熟。通过分析美国资本市场的惨痛教训，中国或许能够避开导致美国金融体系动荡不安的危险漩涡。

眼下政客们正热衷于互相指责，然而事实上各方都难辞其咎。美国国会与政府首当其冲，应该为鼓励银行以及存贷款机构向不良客户发放抵押贷款以及在网络泡沫破灭后制定的赔钱政策负责。华尔街从业者和金融专家们一味追求高额利润，他们的责任同样显而易见。美国的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则忘记了最基本的贷款法则：“了解你的客户”。另一方面，精明的投资者们也违反了颠扑不破的投资真理：“决不要在你不了解的领域进行投资”。

考虑到“熔毁的星期一”（Meltdown Monday，即9月15日星期一。在这一天，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同意被美国银行收购，AIG徘徊于破产边缘）所带来的深远的启示，《与龙共舞》将就中国可能在三个方面学到的教训展开讨论。今天的文章将讨论美国政府在这场危机的产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和第三部分将探讨华尔街的公司对赚钱的兴趣怎样日益高涨，促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举债经营，开发出了名目繁多的金融工具，大肆宣扬投资回报率。

有一句俗语颇有见地：“通往地狱之路总是由良好的愿望铺就。”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美国国会在1977年的所作所为。那一年，国会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CRA）,要求银行在整个市场范围内发放贷款，禁止银行仅以富裕的邻近社区为投资对象。 尽管主流银行群体反对声四起，《社区再投资法》仍获得了通过，旨在为信贷条件不合格的贷款者提供信贷和购置房产的机会。由于这部法律的出台，政府监管机构在评估银行存款工具申请和其他审批项目时，都会将该银行对条件较差者的贷款数量作为考核标准之一。

1995年，克林顿政府加大了《社区再投资法》的实施力度，导致流向中低收入贷款者的次级贷款数量大幅增加。（次级贷款是指针对信用条件较差的借款人的贷款。由于收入水平、首付数额、信贷历史和就业现状等多种风险条件不合格，这部分人不能贷到采用市场利率的贷款。）克林顿政府对《社区再投资法》进行了修订，允许证券化的（将一组贷款组合在一起，并将这种贷款组合出售给多个投资者）CRA贷款包含次级抵押贷款。首批证券化的CRA贷款出现在1997年，由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公司发放。（由于参与了保险次贷业务，贝尔斯登公司成为这场金融危机的首批受害者之一。这些措施的出台促使CRA抵押贷款的数量在1993至1998年间增加了39％，而同期其他贷款的增幅仅为17％。

为了使每一户美国家庭都能住得起房子，美国国会造就了大量未来不良贷款，且其数量不断增加。布什总统在2003年正确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建议在财政部的领导下组建新机构，对两家提供次级贷款的主要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进行监管。不幸的是，出于政治原由，这一建议遭到了普遍反对。民主党代表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声称：“这两家实体，房利美和房地美，没有陷入任何形式的金融危机。人们越是夸大问题，这些公司面临的压力越大，我们住得起房子的可能性就越小。”共和党代表迈尔•瓦特（Mel Watt）补充说：“在我看来，这条建议就是一场游戏：只是将一家机构部分并入另一家机构而已，而这个过程将使贫困家庭的议价能力和买得起房子的可能性都得到削弱。”

如果说是国会燃起了这场最终使华尔街在本周一败涂地的大火，那么联邦储备系统在过去八年中实施的赔钱政策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华尔街日报》周二发表了一篇名为《绝地逢生》（Surviving the Panic）的报道，对此次危机的起因进行了总结：

此次危机是始于这十年中期的疯狂信贷浪潮的后遗症。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深知（见《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Panics, Manias, and Crashes一书），历史上的金融过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信用的过度扩展。此次泡沫也不例外。

网络经济破灭以及911悲剧发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Fed）沿袭了它在危机面前的一贯做法：为美国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避免经济衰退，使银行拥有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出借。随着低利率供求的供应增多，投资者们开始购买更多的资产――股票、房地产、商品等，推动所有此类资产的价格上升。投资者投入的资金越多，价格上升的幅度越大，投资者的获利空间越大，泡沫由此产生。

中国的投资者对这一动态过程非常了解。在过去五年中，随着外币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销售涌入中国，中国政府开始利用人民币购买外汇，为中国经济注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接着，中国银行与投资者的行为与美国银行及投产者的行为如出一辙：进一步追加贷款，继续购买资产。这正是中国房地产价格飚升、上证指数于2007年11月猛涨至6,000点的根本原因所在。去年，中国政府开始限制贷款，同时采取其他措施为经济降温，有关中国经济“泡沫”的言论才开始浮出水面。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与美国的一样发达，中国现在可能会经历与美国经济相同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中国应该认真分析美国的教训并引以为鉴。

国会鼓励银行向信贷条件不合格的贷款者发放贷款，贷款供应增加，导致抵押贷款增多，造成了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2007年，美国抵押贷款总额达到14.7万亿美元，其中次贷总额达到约1.3万亿美元。截止到2007年10月，约16%的可调利率次级抵押贷款拖欠天数超过90天或已丧失抵押品赎回权。2008年1月，不良贷款率增加到21%； 2008年5月，这个数字又增加至25%。美国政府使所有美国人居者有其屋的努力，加之大量廉价资金的涌入，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呼之欲出。十多年的坏债积累终于使金融市场遭到了报应，那就是“熔毁的星期一”的到来。

我在华尔街20余年的职业生涯使我不得不对在曼哈顿发生的令人惊恐的事件进行评论。让我们看看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都发生了那些事件：

• 贝尔斯登，美国金融证券巨头之一已经破产，在美联储同意向摩根大通提供290亿美元的特别融资后，摩根大通收购了贝尔斯登；
• 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E）和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美国两家最大的房屋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已经由美国政府接管；
• 雷曼兄弟，这个拥有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资银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都依然幸存。但现在却进入美国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 美林公司，创建了华尔街的牛市，是美国和股市乐观主义者的象征，在上周末仓促地同意了与美国银行的合并，此次合并被形容为被迫结盟；和
• AIG，以一万亿的资产创建于上海的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正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如果你认为这些还不够，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高层管理人员也迫于压力出面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公司没有受到房屋抵押贷款和次贷危机的进一步影响—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对冲基金正面临赎回，因此，该对冲基金也将很快倒闭。我不知道在1933年美国金融危机是否也崩溃到这一程度，但是我觉得与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已经连接在了一起，这些事件带来的连锁反应也在全球的每个国家都有所体现。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和对美国经济的最大投资者，中国也必将受到牵连。考虑到事情的所有方面，对于中国而言也未必完全是坏事。

希望带来以下连锁反应：

• 对美国的出口销售增长放缓： 已经放缓，目前的金融危机只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经济衰退。银行和其他借贷的金融机构在今后的几个月里将减少杠杆融资活动，留存现金，不愿放出新的贷款。随着信贷紧缩且日益收紧，美国公司将很难找到需要扩大自己企业的资本和贷款。
• 降低日用品和燃油价格：对于中国的制造商和消费者来说，这可以被形容为是一件好事。我们很可能是在商品价格周期的下滑趋势。随着全球需求的减少，日用品价格上升的压力也在缓解。例如，由于高石油价格，2008年美国石油的需求比去年降低5%。需求的下降和在美国海底钻井的呼声高涨，似乎已经打破了石油的泡沫高价。这正是石油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并且现在每桶价格低于100美元的原因所在。
• 减少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用品和燃油价格的降低应该也会导致食品价格的下降，食品价格是中国近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
• 刺激中国经济有更多的发展空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减少，在奥运后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应该有更多的空间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且放宽去年实施的信贷紧缩和其他措施。
•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在最近几个月，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快速放缓了从今年年初开始的人民币升值。鉴于目前的金融动荡，美联储很可能将被迫降低利率，并提供更多的市场流动性。如果的确如此，并且没有中国政府的干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将上升。
• 中国股市短期下调的压力：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很难想象世界上任何股票市场，包括中国在内，近期会有很好的表现。如果商品价格下降，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开始恢复；如果通货膨胀压力缓解并且中国经济的消极趋势有所扭转，中国股市在年底可见股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已经低于2000点，是去年指数最高值的三分之一。
• 在美国有更多的购买机遇：金融资产在美国正在以低廉的价格卖出。今天在美国银行，投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投资可能是类似于“接住下落的刀子” ，但市场最终将稳定下来。当他们这样做了，中国的主权投资基金，可以把握住一些有趣的，一生只有一次在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买进的机会。

本周初，《中国透视》的记者Andrew Siegfried登出了一篇他最近对我的采访，主题是关于制造行业，特别是中国的汽车行业。据其网站介绍：

《中国透视》是通过对重要企业和行业进行每日新闻报道，和对正在崛起的经济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来为您了解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窗口。

我们在本地的团队经验丰富并且勤奋努力，亲自从上万种中文的杂志、报纸、期刊和网媒中筛选出令人瞩目的新闻通过每日要闻将一些西方媒体没有刊登的新闻摘要传递给受众。我们还引用和翻译关于中国繁荣经济的形成和驱动力的深层次的专题报道。

通过这些独特的优势，我们传递有关中国新兴经济的全新视角，为读者提供公平，均衡和准确的角度透视中国的经济及其重要参与者和其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

我们的采访涵盖了最近人们所思考的关于中国制造行业的情况。工资的提高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是否迫使亚新科改变其经营模式？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全球竞争力有何影响？亚新科和其他中国制造企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三方面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汽车行业总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我们讨论了一些主要行业的发展趋势并且对未来的发展产生疑问—中国汽车的销售增长“放缓”，增长比率低于20%；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什么将引领走向成功；中国的汽车制造商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景。

最后，我们讨论了一个我最喜欢的话题—-中国在未来创新中的角色。今年初，我就这个话题在新加坡耶鲁俱乐部的演讲引起了Andrew的兴趣，他让我详细阐述了我所演讲的内容。

你是否有一样好的产品想获得更多的销售，但是发现在自己国家的市场上发展的机会十分有限？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不考虑把你的产品带到中国市场，并且一石击二鸟—-降低成本同时还扩大了市场份额呢？

这正是伦敦的士国际公司的所有者—英国锰铜公司的所做所为，该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正在收获累累硕果。

如果你去过伦敦，你肯定毫无疑问地会乘坐外形奇特的出租车，它是该城市的标志。我发现伦敦的出租车不仅外形具有吸引力，而且也会对其舒适度所打动。人们非常容易的上下车，并给腿部留有足够的空间，出租车座椅的后边有足够的空间可垂手可及的置放行李。

伦敦的士国际公司在考文垂的工厂年产大约3,000辆伦敦出租车。由于产量很小，每辆出租车都不是自动化生产而是手工制造和手工焊接。因此导致价格昂贵（每辆价格为3万英镑，等同于5万4千美金或36万七千人民币），但是非常结实耐用。据说伦敦出租车可以行驶160万公里，并且使用年限长达几十年。

英国锰铜公司进入中国的想法已经有段时间了，并且为寻找合适的中国合作伙伴经历了近十年。最终是与中国最大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之一吉利集团合资，在吉利集团旗下的上海华普汽车制造厂生产伦敦出租车。大批量的生产预计在今年十二月中旬。

协议中已经销售了6千多辆从中国生产的伦敦出租车，比英国考文垂工厂的年产量还多一倍。大多数的车辆都销往中国以外的国家，诸如新加坡、迪拜和莫斯科用于酒店服务和贵宾接送任务。中国生产的伦敦出租车也延续了英国出租车的传统，奇特的外形，良好的服务和耐用性，由于在中国生产的高产量和低成本，伦敦出租车在中国生产比在英国考文垂生产要便宜60%。

英国锰铜公司和吉利公司的合资是一个有趣的案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很有前途的。吉利公司获得了一项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有价值的技术。同时，英国锰铜公司由于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将增加其销售，预期伦敦出租车的年产量将翻三番。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我们的一位中国媒体的好朋友正在撰写一篇汽车行业的文章，她正在收集背景资料，因此对我进行了采访。我们坐下来讨论的话题范围广泛，不仅是中国的汽车市场，还讨论了全球的发展趋势。除了我对问题的见解外，我发现通过这些问题让我们了解到了中国媒体、政府和业内人士的所思所想。

下面是采访的问答：
                                     　　　　　　　　　　　　　　
问题：最近，保时捷并购大众、宝马结盟菲亚特小车， 似乎又掀起了另一轮汽车产业并购结盟的潮流，这轮结盟与当年美3大收购结盟有什么不同之处？

回答：20世纪90年代，戴姆勒与克莱斯勒的合并，福特通过收购捷豹、沃尔沃和陆虎三大豪华品牌而组建了第一汽车集团。这些收购行为主要是出于市场原因。因为戴姆勒想通过梅赛德斯在欧洲、克莱斯勒在美国、三菱在日本、戴克在中国的影响力来使自己成为一家真正的全球化企业。福特公司则想要加入豪华车业务领域的业务，并相信这将可以从技术和质量方面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

而最近的这轮收购及战略合作却似乎主要出于成本和技术,而非市场的原因。菲亚特与其他汽车公司的29项联盟旨在分享汽车的研发费用，在更宽泛的制造平台上降低成本。宝马加入联盟阵容也与这一战略密切相关。而且，通过借鉴菲亚特小型车的研发经验，宝马能够以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进入市场。

保时捷收购大众的控股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理。尽管保时捷利润颇高，但其规模仅为大众的十分之一，而且可用于分摊开发成本的车型很少。在能源价格步步攀升的情形下，市场对更为节油的发动机及汽车的需求与日剧增，而所有的汽车公司都得满足市场需求。在此意义上，收购为保时捷获取新型发动机及燃油技术提供了新契机。

就保时捷/大众而言, 历史及家族的因素不容忽略。保时捷和大众都奉斐迪南•保时捷为鼻祖。正是在斐迪南•保时捷的设计实验室里，第一辆“大众”横空出世；正是由于斐迪南的儿子费利•保时捷，第一辆具有气冷式电动机的保时捷敞蓬车闪亮登场。而近些年来，斐迪南•保时捷的孙子、大众监事会的主席费迪南•皮耶希使保时捷家族与大众家族保持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大众被保时捷收购是家族业务的整合。

问题：这个新的潮流对中国造车企业和中国汽车市场有什么影响？

回答：我认为，兼并将促进全球汽车公司的健康发展，促使更多的产品和技术涌向中国市场；除此以外，不会给中国汽车市场带来太多影响。

问题：美3大继续衰败，留给中国企业收购的空间越来越大，中国企业除了南汽上汽收购ROVER外，现在还有企业想收购福特的沃尔沃以及其他品牌，在杰克看来，中国企业是否能抓住这一新的并购结盟潮？ 为什么？

回答：由于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急剧上升的能源成本，美国汽车产业处于无秩序状态。每每发生这种情况，都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司创造兼并机会。就中国公司而言，除了进入美国市场，兼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提升技术和品牌。

然而，尽管有以上优势，中国公司必须考虑兼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有人曾将在美国进行汽车兼并比作购买“融化的冰块”。权衡得失，中国公司应把握时机，思考兼并对象的可行性，对我们所不知的市场底线和该产业如何在危机中被淘汰等保持清醒的认识。如前所述，在资金充分的前提下，中国公司应以投资者的眼光审时度势、谨慎行事，这不仅会为公司运营带来所需的技术，而且将扩大品牌的世界知名度。事实上，如果中国公司可以兼并像沃尔沃这样的知名品牌，兼并方将在汽车业得到迅猛发展。

问题：中国企业要想抓住这个潮流，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其中哪些可以很快获得，哪里则是长久功夫？

回答：正如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欲寻求兼并时机、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公司须竭尽全力获得对美国经济、市场和法律状况的全方位理解。事实上，汽车业的任何兼并都要求对顾客、法律及金融具有全方位、充分的理解。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专家愿意提供法律及金融帮助。同时，每天都在处理这样业务的众多私募股权公司愿意与中国的战略买家组队、共同思考可能的兼并机会。

问题：随着油价上涨，在美国大车卖不动了，美3大、宝马、日本企业等，都在加大力度投入小车研制，小车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车型之一？

回答：毫无疑问，小车在未来几年里会成为主流车型，前提当然是油价居高不下。我认为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也造成了对小型车的巨大需求。但危机过后，在加油站前的长队等候消失殆尽，大油耗车卷土重来。就像曾有人说过的，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发展使我们对新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这种高油价的状况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那么，小车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想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妨去法国等由税收政策导致油价居高不下的国家走一遭，你会理解未来乘用车的走向。

问题：在小车领域，是否节能、混合动力车或电动车能成为主流车型？

回答：毫无疑问，节能车将在未来全球汽车业中起到重要作用。就目前而言，它们为市场所接受的最大阻碍在于成本过高。消费者最终会考虑汽车的原始价格和包括燃料价格在内的运营成本。如果成本过高，节省下来的燃料费用尚不及高昂的车价，消费者自然不会购买。因此，汽车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使新技术能够承受得起，而这正是中国汽车制造者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问题：做小车，中国和日本，谁更有优势？为什么？

回答：两国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小车的流行诀窍无非是设计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有特点的车型。即使价格低廉，发动机排量在一升以下的汽车在中国只占有很小的市场份额，因为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型车。中国的汽车制造商知道怎样使制造成本最低，日本汽车制造商在质量和舒适感设计方面颇具优势。而这两者技术的结合对于制造经济车是必不可少的，并将广泛为市场所接受。

问题：小车是否只注重成本节约就可以了？还需要企业的其他哪些硬功夫？

回答：如前所述，汽车的高质量标准和满足顾客需求的特征是成功的关键。归根结底，汽车是消费品。大多数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低成本，他们需要的是可承受的价格、最低的运行成本、一定的舒适度、风格和独特的特点。因此，消费者的最终选择是权衡利弊之后、各项指标的最优化组合。

在声势浩大的吹捧声中，印度最大的卡车制造商是塔塔汽车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份宣称将制造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Nano-售价为10万印度卢比，或$ 2,500美元 。该公司的董事长说，该想法来源于他看到印度国内全家老小坐在同一辆摩托车上面，不禁想要为大家提供一种节油的、大家都买得起的、能在任何天气下为全家人提供舒适空间的交通工具。《与龙共舞》网站上讨论了这一事件并得出结论认为，基于对已经在中国生产的同一类汽车的特点比较，如果Nano汽车在中国生产，其实可以更便宜。我们还得出结论认为，之所以没有中国公司生产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是由于中国消费者对于这种简易汽车的需求很小。

现在看起来印度的消费者想购买Nano汽车不得不等待了。昨天塔塔汽车公司宣布由于农民要求要回土地举行的日益强烈的抗议活动，其汽车工厂的建设工作已经无限期延缓。尽管该公司已经在此项目上投资了3.5亿美元，并计划于10月份第一辆Nano汽车下线，塔塔公司还是延缓汽车的生产。农民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近两年时间，因为他们并没有拿到建设工厂所占土地的足够赔偿金。据塔塔汽车公司的发言人称：“Nano工厂周围的环境依然是敌对的并且受胁迫。除非该项目建设的整体环境日益顺畅并得到大力支持，否则就目前形势工厂无法有效运转。”

我非常荣幸地得知，我已入选微软主办的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评选活动。据Forbes.com报道：

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均为秉承坚定理念的思想领袖，入选标准非常严格。每一位进入Forbes.com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评选活动的企业家都必须是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和声名远播的决策者，最重要的是，他或她必须是商界的思想先驱。

BV系列的其他入选者均为商界名流，包括高盛国际副董事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先锋投资集团创始人、前任首席执行官杰克•伯格（Jack Bogle），以及著名的亿万富翁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毫无疑问，我为能够加入如此显赫的行列而深感荣幸。

我能够入选“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应该源于几个月前大卫•A•安德尔曼（David A Andelman）对我进行的一次访谈。大卫是福布斯网站的执行编辑，也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大卫在《纽约时报》、《纽约日报》、CBS和CNBC都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他著有《一个破碎的和平：1919年的凡尔塞以及我们今天为之付出的代价》（A Shattered Peace: Versailles 1919 and the Price We Pay Today）一书，对当今多起国际重大危机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度透视，包括伊拉克战争。大卫的著作由John Wiley & Sons公司出版，是一本关于当代世界史重大事件的优秀读物。

Forbes.com上登载了我们的两段访谈片段。在“Beijing Booming”（北京崛起）片段，我强调了中国所提供的未来发展与投资的宝贵商机。在“Lessons From the East”（东方经验）章节，大卫问我，西方商人能够从今天的中国学到哪些东西。这两段访谈都由大卫和米亚•哈乌格恩（Mia Haugen）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