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荣幸地得知，我已入选微软主办的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评选活动。据Forbes.com报道：

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均为秉承坚定理念的思想领袖，入选标准非常严格。每一位进入Forbes.com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评选活动的企业家都必须是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和声名远播的决策者，最重要的是，他或她必须是商界的思想先驱。

BV系列的其他入选者均为商界名流，包括高盛国际副董事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先锋投资集团创始人、前任首席执行官杰克•伯格（Jack Bogle），以及著名的亿万富翁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毫无疑问，我为能够加入如此显赫的行列而深感荣幸。

我能够入选“远见卓识的商界领袖”，应该源于几个月前大卫•A•安德尔曼（David A Andelman）对我进行的一次访谈。大卫是福布斯网站的执行编辑，也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大卫在《纽约时报》、《纽约日报》、CBS和CNBC都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他著有《一个破碎的和平：1919年的凡尔塞以及我们今天为之付出的代价》（A Shattered Peace: Versailles 1919 and the Price We Pay Today）一书，对当今多起国际重大危机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度透视，包括伊拉克战争。大卫的著作由John Wiley & Sons公司出版，是一本关于当代世界史重大事件的优秀读物。

Forbes.com上登载了我们的两段访谈片段。在“Beijing Booming”（北京崛起）片段，我强调了中国所提供的未来发展与投资的宝贵商机。在“Lessons From the East”（东方经验）章节，大卫问我，西方商人能够从今天的中国学到哪些东西。这两段访谈都由大卫和米亚•哈乌格恩（Mia Haugen）编辑。

作为一个曾经的华尔街人，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了威廉•海耶斯（William A. Hayes）为《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新闻》（NYSSA News）写的满溢赞誉之词的书评。 NYSSA News是隶属于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的出版物。          

下文是从NYSSA网站上摘录的部分内容，可以为不熟悉这家组织的读者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早在1937年，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NYSSA）就已成为投资界最有影响力的论坛之一。 就在那一年，几位证券分析师决定将他们的不定期午餐聚会改为一系列定期集会。当时他们在纽约商会的一间私人宴会厅组织了一场午宴，席间这群证券分析师产生了发起NYSSA的念头。诞生初期的NYSSA拥有约20位分析师，包括金融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证券分析业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937年9月，协会举办了第一场正式活动， Alexander Eisemann & Co.公司的劳伦斯•克莱伯特（Lawrence Klybert）在活动中发表了题为“股票期权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Options – Their Effect on the Market Price of Stocks）的演讲。 到1939年，协会成员已扩展至82名。今天，NYSSA已经拥有一万多名会员，规模在全球135家协会（包括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学院/CFA Institute在内）中首屈一指。

在过去的投行生涯中，我经常陪同我客户的CEO和CFO参加NYSSA在纽约举行的午宴。该协会在业内一向享有盛誉，其午宴也是历次公开发行巡回推介会中不容错过的精彩节目。令我感到荣幸的是，这么多年以后，他们仍然记得我。

在5月16日，《与龙共舞》中文版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书店都可以买到，同时也通过两家最大的网上书店当当网和卓越网进行销售。此书深受中国读者群的欢迎，并且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开始了第二版印刷。

中国读者是如何评价此书？在此我们做了如下摘要：

“《与龙共舞》生动地刻画了杰克先生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体验和感悟，是杰克人生积淀的精华。同时，亚新科作为一家植根中国本土的独特的外资企业，它的发展与中国最近15年激动人心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是所有在中国获得良好生长土壤的外资企业的缩影。杰克在中国创业所走过的历程与我们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所有民族企业家一样，他将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也将是中国企业家和任何个人所要面对的。这本书彰显的不仅仅是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智慧，更是有志者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希望所有敢于‘与龙共舞’之人都能舞出精彩，舞动辉煌。”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中青文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炜

“中国成为西方生意人梦萦魂牵的地方并不是近来才发生的事情，杰克先生堪称一位先行者。他以自己的创业历程告诉我们，对切实希望投资中国的人来说，依照轻率的结论行事是危险的，还必须花更多的力气了解这块土地。”
–《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总编辑 胡泳

“当今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激烈，中国更是这场竞争的主战场。杰克先生从零开始，历经15年，造就了一番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不管您是一位有志于来中国创业，经商，或是有兴趣了解这里的游戏规则的外国人，还是将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中国人，杰克先生的《与龙共舞》非常值得您品阅。”
–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晏平

“在我担任亚新科重要的合作伙伴之时，我亲眼目睹了杰克先生作为一家外资企业的领导者亲历企业改革创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性企业的历程。他在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汇集成非常宝贵的经验在书中进行了很好的诠释，非常值得您阅读与思考。”
–北京汽车行业协会会长、北汽集团前董事长 安庆衡

“本书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正负两方面的问题，并且杰克先生已正面的方式分析问题，有利于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汽车工业的发展有一全面的了解。”
–未署名，卓越亚马逊

当谈到在中国做生意的话题时，我一定要告诉听众，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没有阻碍我于1992年来到中国。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我在耶鲁攻读的是美国研究专业，而非中国研究专业。我那时不会讲汉语，现在不会讲汉语，并且肯定我一辈子也不会讲汉语。”

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事实就是如此，我不想假装。第二，我想揭去中国神秘的面纱，让人们能够更深入地走进她。很长时间以来，研究中国并花了大量时间学习汉语的人，往往让这个国家看上去如此神秘，如此复杂，如此难解，以至于变成任何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个人或公司的障碍。

随着中国成为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最大市场，花大量时间学习汉语不是最有建设性的——人人都需要更多而非更少地融入中国。中国的大门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了，而每一个人都应当相信，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了他们公司，他们都能真正读懂中国。

当大多数人听了我就语言这一问题的解释，了解了我前前后后的情况，会从我的建议中获得信心。不过偶尔也有意外，有人与我争论，认为我太过傲慢地把某些事看得和语言一样重要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在我的《与龙共舞》一书中特地作出了解释，指出在中国所犯的大部分错误都是由于沟通不良造成的。很简单，我不想操着一口不流利的汉语，来增加困惑，而宁愿让母语为汉语的专业人士准确翻译出我的经理、客户和中方合作伙伴所说的话。我相信这是最负责的态度。

出于简洁之目的，我可以重新解释我在书中关于在华“语言障碍”的所有评论，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相反，请允许我直接引用《与龙共舞》中第16章的内容：

学会讲中文难道不会使我在中国担任亚新科负责人的工作变得更轻松吗？当然会。如果精通中文，我的生活将会变得更简单——但那是一个很大的“如果”。

我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够使自己的中文达到可以用来做生意的水平呢？答案是，相当大。中文是一门极其复杂的语言。你可以将它学到可用于日常生活的水平——向出租车司机说明方向、在中国餐馆点餐、问路——但要熟练到可以在商务场合使用的水平则是另一回事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至少花了两年时间专门集中学习中文。

当我离开华尔街到中国去创办公司时，已经42岁了，而且我的第二份职业是在中国制造汽车零部件。这一决定伴随着两个与生俱来的困难。首先，我在耶鲁读的是美国研究专业，我从未研究过中国或中文。其次，我的第一份职业在金融业，我对于制造和汽车这两个行业毫无经验。由于我不得不同时探索一个全新的国家和一个全新的行业，我实在是无法再花两年或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我的优势在于我对于资本市场如何运作的了解、我在融资方面的经验、管理能力、使公司获得成长的技术资源，以及我在华尔街的20年中所获得的远见和更开阔的视野。我的优势并不是说中文的能力。

花一部分时间学习中文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它可能对游历中国有所帮助，但我却永远不能使其精通到商务场合所需程度。而且在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之后回到家，还要上中文课，这个想法一点都不吸引人。

即使我设法达到了熟练的程度，我还是需要担心，自己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是否会有所遗漏。倪威（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全球营销副总裁）的英语说得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好，但他向我承认，如果他身处一间坐满西方人的房间，他只能听懂他们所说的70%~80%。我在类似的情况下将会漏掉多少呢？这是我能够承受的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自己的总经理会议上总是进行翻译，即使我们的多数高级经理都会说两种语言。对于重要信息，也要多花一点时间确保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值得的。

我完全承认，以上这一切都有一点合理性的成分。但是，我只是实话实说。不过，我也相信，还有很多错误的认识需要去克服。

或许，这完全是一个不花时间学习汉语的天大的合理化借口。部分情况确实如此：语言从来都不是我的专长。但我的确认为，人们太过注重汉语，而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及其社会情况则不够重视。还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你不会说汉语，你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同样错误的观念认为，谁会说汉语，谁就了解中国。而我见到过很多例子并非如此。

我决不是鼓励其他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效仿我的做法。对我适用的对其他人可能并不适用。

话虽如此，我还是建议有志于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年轻人学习汉语。在你事业的早期，你可以花时间好好学习汉语。我的三个孩子都从中学就开始学习汉语，一直学到大学，并在中国参加了语言课程。卡琳（我的妻子）专门抽出时间来学习足够的汉语，与人交流完全不成问题。如果你有机会系统的学习汉语，就像我的孩子一样，那么就好好学。如果你没有，但像卡琳一样为了个人的需要还是想学，语言之于你很重要，那就尽力而为吧。但不要让语言成为你在中国创业的第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严格就工作方面来说，我的建议是把时间花在了解中国上，而把语言问题留给精通语言的人去解决。

《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了一篇关于在中国仲裁的文章，分析了西方企业在中国提交仲裁或坚持在瑞典等更中立的地点进行仲裁的利弊。

文章本身写得不错，但它没有强调的是，在中国，仲裁只是解决法律冲突的第一步。无论申诉案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进行仲裁，要执行任何涉及中国的仲裁裁决，都必须走一趟中国法院，这带来了执行问题。

不管好坏，我拥有与当地法律系统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鉴于其重要性，我在我的《与龙共舞》(Managing the Dragon) 一书中花了一个章节来讲这个问题：

与大部分人的想法相反，中国实际上拥有系统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和可供申诉的仲裁机构。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公司法》，数年来几经修订，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06年。此举的核心点是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但难点在于执行。

北京有一个国际仲裁法庭，由中国和西方法官组成，受理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同纠纷（或类似案件）。当我就在中国开办企业的问题开展调研时，我被告知，外国投资者或企业可在仲裁过程中得到公平的听证机会，外国企业实际上在大部分案例中都取得了胜利。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

我们在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曾出现了三起仲裁案例，其中两起是由我们提出的，一起是由我们的中方合作伙伴提出的。我们起初并未意识到，但很快就认识到的是，取得仲裁胜利，得到仲裁裁决，实际上只是此过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较容易的一步。仲裁裁决的执行则是第二步，也是较困难的部分。因为执行工作归属中国法院系统，在申诉地关系较硬的一方占有很大的优势。

在第一起案例中，我们初来乍到，以为赢得仲裁就万事大吉了。拿着仲裁庭的裁决，我们赶到了申诉地哈尔滨的法院，结果却发现，我们的中方合作伙伴已经打点好了关系。尽管耗费了几年的精力，我们却毫无进展。

第二起案例在第8章中提到过，我们在安徽的总经理和中国合作伙伴违背几个月前刚刚签署的竞业禁止协议，开办了一家竞争性工厂。毫无疑问，我们是占理的一方，并赢得了仲裁。但是这次，我们事先争取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在由党委书记主持的一次会议中，我们挟胜诉裁决，请求他们帮助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甚至没有去过法院。

在最后一起案例中，在当地政府同意和鼓励下，我们后来售出的一家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方对我们提出了索赔，并进入了仲裁程序。（当地政府和我们一样对这家中方合作方多年的表现感到失望，相信如果采取独资形式，我们的业务会发展得更好。）我们赢得了这个仲裁，整个过程轻松地令人难以置信。从头到尾，当地政府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因此执行不成问题。

关于诉讼，我最好的建议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诉讼，只把诉讼作为最后的手段。诉讼的结果无法确定，而无论结果如何，都要耗费时间。在上述三起仲裁案例中，在任何中立的法律顾问面前，案件的结果都是一目了然的，但仲裁过程却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如果接下来，你还不得不到法院去使裁决得以执行，那么你很轻易的还要花上更多年的时间。而在这整个过程中，作为争议主体的企业会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发展不确定性的阴云始终笼罩在企业头上。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即使最终取得胜利，企业可能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或许，避免在中国卷入诉讼的最好理由是，一旦你走上诉讼这条路，那么解决纠纷的所有其他途径都会被堵死。我们在每一起案例中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我们提出仲裁，地方和省级政府就觉得问题正在走法律途径解决，他们不想插手。一旦提起诉讼，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到底。根据我的经验，协商是更好的途径。

话虽如此，中国的法律体系正一天天进步和完善。在政府的支持和国际法律专家的帮助下，有关中国的商业交易和合同的法律正日益走向成熟。它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律框架不再有如此大的差异。但关键的环节依然在于通过司法系统的执行，而在这一方面，人际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扮演重要作用。

文章引用了一起涉及百事公司和中国一家灌装企业的案例。作为合资协议的一部分，双方曾同意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仲裁解决任何争端。后来，百事公司分别在两起仲裁申诉中，对其合作方提出了仲裁，称其违反了几项合同的若干条款，要求终止合资关系。主仲裁人是瑞典人，还有一位仲裁人由百事选出，站在百事的一边。两起仲裁都判百事胜诉，并于2005年结案。

就是这篇文章证明了我的观点所在。文章最后一段开头写道：“同时，百事公司尚未取得判决的赔偿……”最后这段话道出了一切。仲裁只是第一步，也是两个步骤中最简单的一步。在中国，执行才是见真章的地方。

加拿大《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Laura Ramsey最近对我进行了采访，访谈的主题是中国的两个市场，这也是我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我在《与龙共舞》中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这个话题。我相信，这两个市场在未来几年里的发展方式将对几乎所有国际产业产生深远影响。

在中国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之前，这个国家的所有市场都属于本地市场。当时的中国仅有少量外国进口产品，没有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发达国家常见的高科技、高价位产品。卡车、工业设备、日用产品及其他产品全部由本地生产。中国企业没有机会接触先进技术，且大多数中国人处于低收入水平而不得不维持低廉的产品价格。由于消费者和供应者都具有本地化特点，中国在经济改革开始时只有一个市场，即纯粹意义上的本地市场。

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经济逐步发展壮大。中国政府提倡“致富光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达到了富裕水平，能够买得起质量更好、价格更高的产品。在这种趋势下，新市场应运而生。新市场以高价格、高科技产品为特点，与中国纯粹本地化的市场不同，我把这种市场称为中国的“外国/本地市场”。在这个高端市场上，进口产品和外资企业的产品与其他外国企业和中国优秀企业的产品激烈竞争。

走上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街头，你都会看到数不清的外国制造的现代化汽车；漫步于鳞次栉比的新型百货商店，你会立刻意识到，中国的外国/本地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举个例子，中国每年的卡车、公共汽车和客车的需求量为一千多万辆，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中国各种产品的市场，如果还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那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

不过我们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中国经济以及外国/本地市场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本地市场也在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13亿人口中的分布极不平衡，虽然有4亿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已经达到7000美元，但仍有9亿左右的中国人并未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他们的年收入还不到前者的10%。正是这个位于中国收入阶梯底层的庞大人群使中国本地市场得以维持并发展壮大。在这个市场上，只要产品价格足够低，任何企业都能够售出质量低劣、技术落后的产品。这个混乱不堪的本地市场以价格为驱动力，鲜有外国公司敢于涉足。

庞大的本地市场使中国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温床。那些不能在统一发展、均衡定价的市场上生存的公司仍可以在中国争得一席之地。虽然许多这样的公司最终在竞争中败北，但仍有大量公司设法生存下来，整理行装，提高产品质量，最终成为久经沙场的老练竞争者，以低价为武器与中国的外资企业抗争。从他们的眼中你可以看到称雄国际市场的勃勃野心。在使外资企业中的佼佼者也甘拜下风之后，他们的目光已经瞄准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我的建议：注意中国的纯粹本地市场。那里正是你的下一个竞争者（很可能是凶险无比的竞争者）目前生存的地方。

上个月返回中国途中，我又习惯性地驻足于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报摊前，打算为途经芝加哥飞往北京的旅途找几份有意思的读物。我一向关注新作家，因此选中了Alex Berenson的《忠实的间谍》（The Faithful Spy） ，这本书曾获得埃德加奖（Edgar Award）一等奖。抵达芝加哥时，我已经被这本书迷住了，马上在O’Hare书店购买了Alex的第二本书，《幽灵战争》（The Ghost War）。二月出版的这本书以大胆的朝鲜海营救活动开篇，以悲惨的中国海上大逃亡结局。如果你经常要乘坐13个小时的航班飞往北京或上海，我推荐这两本书作为你漫长旅途的伴侣。不过一定要按顺序阅读，它们都描述了CIA（中央情报局）特工约翰•韦尔斯（John Wells）的传奇经历。

在《幽灵战争》的致谢章节，Alex专门向读者表示谢意，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写书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知道有人在读我的书，有些读者还花时间写了评论，无论是正面评论还是负面评论，都让人心生感激，也使作者的劳动有了意义。我的新书刚刚上市，Alex的话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也激励我去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我给他发去了电子邮件，虽然我们素未谋面，我还是要告诉他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与龙共舞》已经出版一个星期了，也收到了良好的反馈。初期来自个人和媒体的评论都给出了肯定的意见，使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经济学家》几周前发表了一篇书评，高度评价了这本书，此后Booklist和《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也相继发表了精彩的评论。出版后第一周，各方评论也纷纷出炉。

知名作家、投资顾问、教育家亚纶•布朗（Aaron Brown）是第一位在亚马逊上发贴评论本书的读者。他写道：

这是一本有关生活与商场历险的书。我对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作者的决定仍然令我倾倒。对于所有追求创新的读者，这都是一本好书。它告诉我们，一位四十岁的成功人士如何决意开始全新的生活。他利用自己以往的知识作为创业基础，但也并不畏惧他知之甚少的那一部分。正是这样的人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他们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学习。他既拥有远见，也有出众的写作才能，因此他能够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他如何探访自己贫穷的煤炭故乡，描写他效力于耶鲁大学橄榄球队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在华尔街的工作经历。

丹尼尔•哈里斯发表在中国法律博客（China Law Blog）上的贴子题目，“与龙共舞，当之无愧的佳作！”已经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丹接着写道：

所有关于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书籍中，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当之无愧的佳作！商人们经常问我应该读些什么书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今后我将告诉他们，《与龙共舞》， 它不会让你失望。

我同意作者关于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所有看法，这也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这本书将使我的演讲更有吸引力――在我读到这本书之前，我的演讲内容就和书中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除了能够作为“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初级读本，这本书的内容也引人入胜。书中有一段介绍潘考夫斯基如何使他的公司从几家合资企业中脱身，一次使用和平手段，一次则不得不借助“游击战”，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这一段之所以深得我心，原因之一在于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原因之二则是，我在俄罗斯担任一位客户的代表时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只要再加上恐吓和伏特加酒）。

丹还特意为亚马逊贴了一篇书评，对此我非常感激。

路透社中国经济编辑艾伦•惠特利（Alan Wheatley）也写了一篇书评（由艾迪•艾文斯）编辑，被英国卫报网站guardian.co.uk和《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周末版收录。

艾伦的评论令我喜出望外：

“Per Ardua ad Astra” — “沿峭壁飞向星辰”，这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座右铭，也是潘考夫斯基创立的汽车配件公司的写照。

在“《与龙共舞：我在中国打造十亿美元销售额的公司》” （皇冠商业出版社，$27.50）这本书中，潘考夫斯基回忆了亚新科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历次挫折，记述了公司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汽车工业市场上最终发展成为强势企业的过程。

这位前耶鲁橄榄球队的队员，在猖獗的骗子和难以想象的重重阻挠面前，最终取得了胜利，仅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认真倾听他的故事。

艾伦简要论述了我对中国的看法以仅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观点，真实反映了本书的内容。

最后，甲骨文（Oracle）Infogram编辑克里斯多佛•盖特（Christopher Gait）周日发表了以下评论：

在中国做生意：与龙共舞的管理艺术

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这位华尔街天才在1990年创建了一家中国公司（注意，不是一家开在中国的美国公司，而是一家开在中国的中国公司），现在又出了一本书：《与龙共舞》。这本书已经在中国最好的权威商业平台之一，中国法律博客（China Law Blog）上引起轰动。

我对所有读过并喜欢这本书的人表示感谢，不过我也意识到，并非所有评论都像我已经收到的这些评论一样，对这本书赞誉有加。有些读者对我的观点持有异议，不同意我的观察和结论。对于这些读者，我和Alex Berenson的态度一致。知道有人在阅读《与龙共舞》，而且还有读者愿意花时间为它写书评，这本书就实现了它的价值所在。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应该养育一个孩子，种一棵树，写一本书”。我很幸运，养育了三名出色的子女（以及两个孙辈）；我在新泽西的农场上种过数不清的树；今天，3月18日，我又将正式成为一名作家。

过去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个日子会成为现实，但是我的新书，《与龙共舞》（Managing the Dragon），确实在今天出版了。（请点击“关于这本书”，了解概况。）2007年初，我将完成的书稿交给皇冠出版社的编辑，被告知预定的出版日期为200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听起来是那么遥远。就在过去几天，亲友们纷纷给我发邮件或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收到了来自亚马逊的装运通知单，使我开始意识到这本书的出版终于成为事实。我还得知，这本书正在上海韬奋西文书局上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与龙共舞》中文版将于5月16日上市。

当我对别人说起我写了一本书，人们总是要问我花了多长时间以及出版过程。开始写作以前，每次我想到这本书会是什么样子，塞维•蔡斯（Chevy Chase）的电影《滑稽农场》（Funny Farm）总是会浮现在眼前。最终期限一再延误，精神几近崩溃的图书代理商在作者后面紧追不放，希望能再追出哪怕一章，也能安抚一下怒气冲冲的出版商。我很幸运，我的出书过程可谓一帆风顺。

从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建议我写一本书开始，每一件事都进行得顺风顺水。我认识汤姆的时候他正在写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当时我们都在2004年7月的 Allen & Company Sun Valley会议上发言。一天我们重温了他为我们上一次谈话做的笔录，然后一起去参加一个招待会。在路上汤姆对我说：“知道吗，杰克，你就是一本书。”过去经常有人对我这么说，但是只有这一次我被真正触动了。

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整理思路。2005年底，我开始着手寻找代理商。幸运的是，我在同一届Allen & Company会议上结识的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William Morris Agency）负责人介绍我认识了这家公司新近开设的上海分部负责人Grace Chen。（和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威廉•莫里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通过Grace的不懈努力，在纽约分部的支持下，我有幸成为威廉•莫里斯在中国的第二位客户。签署强制性书约后，威廉•莫里斯提出了几家出版商，最后我们选定了皇冠。到2007年3月，皇冠完成了书稿的完整版草案，经过编辑后，书稿于6月30日顺利敲定。我审查了书稿编辑，纠正了打字错误，此后就一直静心等待。

接下来的日子繁忙而充实。上周离开北京前往美国之前，在上海举办的《经济学家》汽车会议上，我有机会作为主讲人和与会者讨论这本书，并对Rutgers EMBA项目和北京扶轮社发表演讲。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将在哥伦比亚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耶鲁、杜克大学（Duke）、匹兹堡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和东密歇根大学，以及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美商业委员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和费城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返回中国以后，在中国美国商会、北京耶鲁俱乐部、清华大学和长江商学院（CKGSB）的活动日程也已经排定。期间还会增加其他活动，特别是在北京奥运召开在即，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兴趣达到顶点的特殊时候。

我希望你们能够读到《与龙共舞》这本书。如果你有时间，希望你读后能为亚马逊网站写一份简短的书评。毋庸置疑，亚马逊已经成为图书工业的一支强大力量。这个因互联网而生的民主平台旨在促进全球思想的自由交流，因此尤为重视来自读者的书评。

我很高兴又收到了一份书评，这一次来自《书单》杂志（Booklist）。《书单》杂志由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牌刊物，其核心使命在于为公共和私人学校图书馆提供书评，帮助图书馆确定待购书目。据其网站介绍，《书单》近年来已成为图书馆编辑阅读建议的得力助手。

下面是《书单》的文章：

中国已成为投资者们的热点话题，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必经之地”。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如何攻克这个庞大的市场，那里高高的文化壁垒使外来者望而却步。有人曾吹捧中国是“未来世纪”，潘考夫斯基先生却将这种空想落在了实处。过去十五年里，潘考夫斯基先生在中国脚踏实地，创立了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已成为中国新兴的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潘考夫斯基在书中描述了他在中国遇到的种种挑战，包括形形色色的政府疏漏、残酷的市场竞争，以及与我们国家大相径庭的成本理念。虽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共产党的统治却使中国人民多年来处于蒙蔽状态，因此中国经济仍是一个由多个分散的本地市场组成的新兴经济。潘考夫斯基是首批向外界介绍中国实情的企业家之一。虽然事实并不总是如人所愿，但这本书仍不失为一本出色的指南，为所有意欲探访东方醒狮的外国人指明了方向。

下面是我近期所做的有关《与龙共舞》发行的访谈内容。里面包含了许多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因此我很乐意把它贴出来与大家共享：

1991年，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你转战中国？

在经历了逾二十年非常愉快的纽约投行职业生涯后，我决定开创一份与原来完全不同的、第二份职业生涯——打造一份属于我自已的事业。华尔街的工作经历告诉我如果能够提前发现一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先人一步将其转化成商机，创建一家公司，那么，我可以成为第一个品尝螃蟹的人，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长久价值的商业模式。而这个令我振奋不已的商机当然就是中国。 

自你居住在中国以来，中国经济经历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自我移居中国至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变化是现在拥有了丰厚的资本。在199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足250亿美元，资本稀缺。其后，中国不仅发展成为世界上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受益国，而且也成为了世界一个重要的出口国。每年，巨额资本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超过1.5万亿。中国的资本充盈。

你希望读者从《与龙共舞》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从这本书中，大家可以获得许多经验和教训。首先，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大家揭去在大家心目中对中国既有的这层神秘的面纱。的确——中国是神秘的，对于这个国度，有许多事情还都难以理解。但是，这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个国家的运作自有其道。如果您花上一些时间，充分地运用您的经验、知识和常识，您完全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一旦您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您是在中国做生意，还是理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都将会变得容易许多。

为什么你认为现在是写作《与龙共舞》的最佳时机？

首先，我创建的亚新科已经发展得成熟稳健。日常经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知晓了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如何解决许多中国特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在不停地困惑挫伤着那些想在中国做生意的外资公司或投资者。对于那些非常想了解如何融入这个有庞大的、发展迅猛的中国参与的世界新格局的人们，以及对于那些正在试图在中国建立或扩展业务的公司，我相信我们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对您一定大有裨益。

其二，中国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转型期，即：从一个生机勃发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世界上任何实体或公司都必须紧密相随的国度。深刻地理解这个国家，与这个国家密切合作从来没有象今天如此重要过。当今，如果您还没有来到中国参与其中，那么您完全还没进入角色。 

你认为中国未来最大的增长区域是什么？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巨大增长的核心引擎。尽管制造业所创造出的发展机遇仍将继续，但是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未来发展最有潜力的领域。健康保健和教育也是两大热门领域，中国人在这两大领域中的开销不断增长。还有，批发和零售的整合，以及为了更高效地将物品送至客户手中，不断改善、提升物流的能力也将是值得投资的领域。

设想你尚未开始中国创业，你会希望别人给予你什么样的建议？

当我回头反思我在中国的历程，我清晰地认识到我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是因为我对任何事情都反馈过快，没能够充分地、深入地去倾听。我更应该不时地放缓脚步，凝神静气地去仔细思考，而不是仅凭直觉或迫切的愿望去追求一些短期的效果。耐心在中国绝对是一种美德。

在中国创业时，你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

创建亚新科时，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找到在中国进行经营管理的正确方法。在不断地摸索和反复尝试后，在公司1997年经营管理陷入困境时，我们制订出了“新中国体制”下的管理战略。在那一年，我们决定通过我们新一代年轻有为的职业经理人打造拓展我们的业务。这些职业经理人思想开放、视野宽阔，曾接受过一定的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他们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公司必须学会如何在全球经济中运营。如果您想在中国创业，您必须在中国打造一支本土管理团队，从而避免任用极度官僚的管理者或唯利是图的企业经营者。

今天，计划在中国创业的人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想在中国创业的人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本土管理团队，并充分授权给他们。尽管在中国经营企业需要克服的困难不计其数，但是如果您已经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本土化管理团队，那么解决这些困难将容易许多。由于中国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和传承，所以中国在管理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弥合这些差距将是中国未来所要面对的、持续不断的重要挑战。这也是本书花费大量时间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