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不过，对于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的合作双方来说，建立相互信任绝对是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私人关系、面子和相互尊重在中国文化中历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小的疏忽也会对最有前途的商业计划产生不利影响。抛开你来我往的法律诉讼不谈，达能/娃哈哈事件的根源就在于相互信任的破裂。

从表面上看，双方的观点都有一些道理。

站在达能的立场上，宗庆后决意建立与娃哈哈竞争的公司，这一决策显然有违合资企业的精神――即使合同中并未明确禁止此类行为。同样，在对手公司中使用“娃哈哈”品牌也会使合资企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达能方面完全不能接受――即使事实如宗庆后的支持者们所说，娃哈哈品牌向合资公司的转让并未得到正式注册。

在宗庆后看来，如果达能确实在未与他和娃哈哈董事会事先协商的情况下，通过收购香港分部而获得另外10%的股份，从而取得合资企业的多数控股，那么这种行为即使没有违反合资企业协议的内容，也违反了双方的合作精神。此外，达能与其他饮料公司共同建立的多家合资企业也明白无误地证实，在中国实行排他主义正是达能的指导思想。

实际上，在这场错综复杂的争议中，孰是孰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问题在于：“由两家声名显赫的股东控股的合资企业，财力雄厚，规模庞大，知名度高，怎么会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我在中国13年的经历中，曾数次被牵涉到与中国合作伙伴的争端之中。凭借这些经验，我能够断言，目前达能集团与宗庆后（达能中国合作伙伴――合资企业娃哈哈的总经理）之间的争执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相信我，这场争端实际上非常复杂，争执双方各执一辞让，互不相让。

此外，当合作伙伴之间发生争执，特别是牵扯到娃哈哈这样的知名企业，局势立即会形成一条经纬分明的战线，每个人都会选择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这种迅速情绪化的场景下，了解事实真相就变得相当困难――如果我们不用“不可能”这个词来形容。

因此，分析这样一场复杂的争端要分为好几个步骤。第一步就要去除感情因素，只以基本事实为判断依据。这些就是我们了解的情况。

过去几个月，有关中国出口食品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占据了各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含有小麦谷朊粉的宠物食品、含有有毒物质的牙膏、油漆中含铅的儿童玩具，以及最近批露的汽车轮胎问题，所有这些产品都已经投放美国市场。也许人们会为这些明显含有不安全因素的产品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惊讶不已，但是在我看来，坦白地说，奇怪的倒是类似问题竟然没有频繁发生。

每年，都有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产品由中国出口至美国，包括食品、玩具、服装、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等多种产品。其中大部分产品都由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子公司制造，或由获取了最新制造工艺、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中国企业制造，这类企业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不过，还有相当一部分出口产品由国有企业或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成百上千的小型私人控股企业生产，这些企业对于技术和质量的重视显然不如前者。对于这些企业，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一个无限庞大的市场――只要他们的产品的价格足够低。

在大洋彼岸，进口商与分销商们深谙通过低价占领市场之道，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制造商急于进入西方市场的心理，获得了货源充足的产品供应。这样潜在供应商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公司》（China, Inc）一书的作者泰德•费舍曼（Ted Fishman）估计中国约有8500万家私营企业，是美国同类企业数量的三倍强。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致利润率和价格几乎已经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缺陷产品能够顺利流入毫无防备之心的美国消费者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仅仅谴责中国制造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进口商和分销商也必须对他们所销售的产品负起责任。

缺陷轮胎

以轮胎事件为例。6月2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进口轮胎的质量的关注。发生事故的轮胎由杭州中策橡胶公司制造，由新泽西经销商外国轮胎销售公司（FTS）销售。据悉，事故轮胎缺少放置在辐射轮胎钢带之间的防破裂装置“黏性胶带”（gum strip），结果导致轮胎面脱落，两车相撞，造成两死两伤的悲剧。

谁是事故的元凶？毫无疑问，如果缺少黏性胶带的指控成立，杭州中策公司将难逃罪责。随着原材料价格上升而产品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制造商有可能通过去除黏性胶带降低利润，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上述指控不成立，制造公司的产品系统也应足够健全，以确定事故的根源所在，以及是否有其他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配件存在。“可追溯性”（Traceability）是当今全球制造业的基本要求，但是杭州那家公司似乎并没有将它放在眼里。

FTS公司是否完全没有责任？他们是否曾对杭州中策的生产工艺进行审核，以确定其制造工艺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如果他们销售的是关键性安全部件，那么他们是否有责任履行上述程序？现在问题出来了，其他有同样缺陷的轮胎就必须召回。但是，FTS却声称无力负担6,400万美元的召回成本。也就说，这家公司没有完善的索赔制度，以便在突发情况下通过保险或其他途径保护消费者，那么它又怎么能够销售如此重要的产品呢？在这件事上，并不仅是杭州中策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还有多家相关企业也应该受到指责。

事实上，不惜任何成本追求低价的趋势以及中国以全球工厂的角色获得的迅速崛起，这些都是造成问题产品的背后驱动力。除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之外，全球经济能够一直保持低通胀率显然还有其他原因。不过，大洋两岸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以确保消费者不会成为为经济繁荣买单的最终受害者。

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引擎与配件市场一直在为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做准备。（中国采用了根据欧洲排放标准制定的标准，限制NOx与微粒的排放。美国采取的标准有所不同，不过二者具有可比性。）当美国和欧洲正在实施Euro IV或与其对等的美国标准时，中国农村地区使用的大量引擎还只能达到Euro 0标准；中国的商用汽车工业（卡车与公共汽车）仅能达到Euro II水准，行驶在中国公路上的现代客车也只符合Euro III标准。

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于2005年底率先采用了Euro III标准，并推广至所有车辆，比预定实施计划提前了一年。中国原计划于2007年初开始欧III标准在其他城市的实施，但是现在看来，原定计划已经被迫推迟。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欧III标准的实施将向后推迟，并按照以下顺序实施：北京和广州；中国各大城市；华东地区；最后是中西部地区。这位官员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时间表。

据报道，推迟实施的原因包括：（1）政府尚未制定出官方欧III燃油标准草案（对环境影响更小的引擎需要更清洁、含硫量更低的燃油）；（2）直至2009年12月31日才能实现满足全国需求的适用欧III型燃油供应；（3）商用车辆用户对成本非常敏感（要满足欧III标准，必须使用价格更高的引擎）；（4）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低收入水平）。

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从整体上来说，它意味着中国在解决环境问题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而这个国家的空气质量在得到改善之前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不过，这条消息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推迟实施欧III标准本身，而在于政府给出的推迟理由。政府在标准面前让步于各种实际因素――提供适用燃油的成本、商用车辆用户的价格敏感性，以及农村地区对欧III标准的承受能力，而弱化了中国面临的如何创建“绿色”交通产业这一挑战的严重性。

事实上，即使是正在执行的低级标准也未在中国得到彻底、均衡的实施：发达国家使用的技术更为先进的产品能够满足排放标准，但在中国市场上价格过于昂贵。结果，“假欧II”产品大行其道，7.5亿中国农民依靠廉价的柴油引擎作为交通工具，而这种引擎使用的仍是非常落后的技术。这样的车辆在行驶时会排放出大量黑烟，因此中国人把它们称作“乌贼”。
如果决意变“绿”，中国必须开发出自己能够承受的解决方案。对于中国的交通产业，这个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发展有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它所扮演的“世界工厂”的角色。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除制造之外的第二大商机？”显而易见，分销业务近来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多家世界大型零售商跃跃欲试，意欲进军中国分销市场，中国咨询公司的生意日见兴隆，各种关于私募股权公司渴望给分销业务提供资金的投资报告竞相出炉。

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分销业一直将国外投资者拒之门外。中国的基本原则是，外国企业只能在中国销售他们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由于得不到外国投资，从中国银行手中获得的资金支持也非常有限，中国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家私营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规模一直得不到发展。事实上，用我的中国同事的原话来说，中国的分销业一直处于极端分散和“无序”的状态。

入世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到2003年底，外国批发商和零售商已经能够获得WOFE（外商独资企业）执照，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进入中国。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目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十八家外国零售商在2006年共取得了1，967亿人民币（255亿美元）的销售额。

中国最大的零售商联华超市股份公司去年的销售额为人民币440亿元（57亿美元）。中国最大的外国零售商家乐福以248亿元（32亿美元）的销售额位列中国第五大零售商。目前家乐福在中国拥有95家超级市场，包括在多家三线城市开设的分店。该公司计划在今年开设20家分店。据报道，2006年家乐福在中国的销售额增加了53%。

尽管这些数字已经非常巨大，中国的分销产业仍然存在可观的增长空间。全球第二大零售商家乐福的全球销售额为874亿欧元（1,136亿美元），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则拥有3,480亿美元的销售额。要赶上这些西方巨头，中国零售市场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怎样才能赶上分销业的未来增长呢？据《新闻周刊》（2007年5月28日）报道，家乐福等企业已经发现，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改变业务模式，以适应“本地经济状况和消费者品位”。这份杂志介绍说：“家乐福……已经在中国设立了几家顶级规模的超市。家乐福的商标显眼地张贴在一排排灯火通明的购物通道之间，那里有一箱箱的鲜活鳗鱼、牛蛙和甲鱼，它们的价格足以和中国遍布全国的“水货市场”竞争。

谁要尝鲜呢？
 

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的货币至少还有30%到40%的升值空间，为其自身商品以及其贸易伙伴的商品考虑，中国应实现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当这群专家审视中国的渐进政策时，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只半满的杯子。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那些已经身在中国且与升值后的货币打过交道的人看来，即使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也堪称危机四伏，激进的货币政策当然更不可取。与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中的其他问题一样，现实数字总是令人震惊。根据中国劳动科学协会（China’s Institute of Labor Science）的估算，即使人民币仅仅升值5%至10%，“约350万名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工人将失去工作，另有一千万名农民受到影响。”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这只杯子已不止是半满。

无论你怎样看待中国的货币之杯，事实就是：在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中，当一种经济因素发生巨大改变，其他因素也将受到非常明显且往往是不可预见的影响。在我看来，即使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领导人也绝不会采取更为激进的货币政策，无论来自外界的压力有多大。在他们看来，中国国内经济存在很大的后退可能。为了反映来自“其他方面”的意见，下面我全文摘录《中国日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

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使数百万人失业

作者：Xin Dingding（《中国日报》
发表：2007-05-30 08:35

劳动专家警告说，如果人民币突然升值，国内将出现大面积失业现象。

隶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劳动科学研究所最近开展的研究表明，如果人民币升值5至10个百分点，将有约350万名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工人失业，另有约一千万农民受到影响。自2005年7月中国取消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了7.5个百分点。昨天中央银行设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中心平价指数为7.6538，而周一该指数才刚刚创下了7.6512的历史新高。

更为坚挺的货币使中国的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有所上升，从而使需求受到抑制；与此同时，进口产品的价格又有所下降。该研究声称，五个非农业领域――纺织、服装、玩具和汽摩产业――将与农业一起承受最严重的冲击。该研究所负责人You Jun与Guo Yue负责编制研究报告。You Jun指出：“这五个非农产业均为劳工密集型产业，严重依靠出口。任何人民币升值都会牵制出口，剥夺企业本已很微薄的利润――目前为3%到5%。服装和汽摩产业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因为这两个产业只有很少一部分或根本没有加工贸易。”对于牵涉到加工贸易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可由进口原材料和配件的价格下降部分抵消。主要依靠出口的鞋类和玩具产业也将受到很大影响。该报告预测说，在最好的假设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只会放缓就业率的增长速度。但在最坏的情况下，所有五种产业（这五种产业在2004年共提供了2400万个工作岗位）都将萎缩，届时将有350万人被解雇。

北京、上海、天津和大连市，以及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山东省将承受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打击。人民币升值还将阻碍农业产品的出口，使更多进口农产品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入中国。该研究指出：“如果人民币升值5至10个百分点，进口大豆、棉花、冬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将下降5%至10%，导致农业产业缩水。”约有1亿农民依靠种植上述四种作物谋生，而根据预测，这1亿人中每10个人就有1个人将受到影响。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股票市场一直是全球最为兴旺的市场之一。自2005年以来，上证综合指数已上涨了三倍。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会这样？这种状况是否还会持续？这是不是泡沫？我应该怎样参与股票市场？

当媒体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时，我们的网站也不能免俗，自然要就这个主题发表一些评论。与其他有关中国的主题一样，人们往往会在细节上纠缠不清，把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分析中国的股票市场也不例外。实际上，我认为最简单的解释往往就是最好的解释，这正是我要用来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的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股票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是供需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需求越大，供给越少，价格越高，反之亦然。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的第一步就是要回答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市场对股票的需求从哪里来？”答案是：中国的储蓄率。现在的储蓄率约为50%，这个数字即使不是全球最高储蓄率，也完全可以列为全球最高储蓄率之一。

“如此庞大的存款去了哪里？”受携带货币出境的限制（人民币不可“兑换”），中国公民的投资选项其实非常有限。虽然中国的存款利率只有大约3%，大量存款仍被存入银行。人们普遍认为银行存款比较安全，因为众所周知，国有银行有政府作为后盾。过去五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投资房地产――买房自住或买房出租，这也是中国遍地都在大兴土木的原因之一。对于中国居民来说，另一个可能的投资场所就是股票市场，这也就解释了市场对中国企业股票巨大需求的来源。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最新数据，2007年5月29日当天共有四十万户股票购买者在交易所开户，使股票账户总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007亿户，也就是说，每十二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炒股。JP Morgan曾经说过，当他听到街头擦鞋的小贩也在谈论股经时，他就能断定市场已经走到了顶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所有能够购买股票的人都已加入了股票市场――这幕景象正在中国上演。

需求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投资对象的股票的供给则是问题的另一面。这一方面的情况如何？待续。

肖恩•雷恩（Shaun Rein）发表于5月27日《福布斯》上的文章《跨国公司怎样在中国犯错》（How Multinationals Err In China）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令我惊讶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部分博客上就出现了针对其部分内容的负面回应。

首先，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本身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因为雷恩先生的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得出的研究结果与我十三年的中国经验完全契合。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经理人深知当今中国拥有可观的机遇，并且对他们所效力的公司能否帮助他们利用这些机遇极为敏感。看到某某同学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日进斗金，或某某同学加盟某跨国公司或本地企业，喜获提升，他们自然会问：“我做得怎么样？我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了吗？我得到有助于职业发展的培训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仅支付高薪并不足以留住中国经理人。如果他们效力的企业为其发展设置了上限，或其雇主不打算为经理和雇员的培训投资，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离开。根据我在中国的经验，Rein先生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

我读到的负面回应大多集中在这篇文章对中国双重薪酬制度的危险性的评论上。这种制度将管理人员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总部的外国管理人员和华裔外国人，另一种是中国本地经理人。许多反对意见都对此表示怀疑和质问，如：中国到底是否存在能够与之共事的合格管理者？有的意见甚至直白地表示，中国的大学教育根本无法与西方高等教育相提并论；还有人为外国管理人员的高薪争辩，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根本就是一个“垃圾国家”。以这些思想作为背景，给予中国本地管理者相同的待遇当然会被视作荒诞不经。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论点并非这篇文章的本意所在。雷恩先生只是想告诉大家，跨国公司必须学会更多地依靠本地管理者，并且充分意识到，在中国聘用大量外国管理者并采用具有云泥之别的薪酬制度会使本地管理者失去工作的动力。我相信，同时聘用具有国际经验的优秀外国管理者和了解中国市场行情的优秀本地管理者才是企业取得长期成功的捷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二者的比例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我发现，中国经理人非常尊敬而且乐于接受凡事能够亲历亲为的外国管理者，他们也非常乐意向后者学习。中国经理人深知西方经济环境与中国的不同，也不会对符合上述条件的西方管理者的高薪酬心怀不满。在其他方面他们与西方经理人还有哪些不同呢？

http://www.forbes.com/opinions/2007/05/24/china-glass-ceiling-oped-cx_sr_0524rein.html

黑石收购的消息宣布后不久，《中国日报》就发布了下面的文章――这可不是我凭空杜撰的！

10亿元人民币收购德国机场

Xin Dingding
中国日报
最后更新：2007-05-26 07：02

一位来自中国中部省份河南省的中国投资者出资10亿元人民币（1.3亿美元）收购德国帕希姆机场（Parchim Airport）。据悉，这是中国公司首次全资拥有欧洲机场。帕希姆机场位于什未林（Schwerin），靠近汉堡和柏林市。林德国际运输代理公司董事长庞玉良击败了包括Fed Ex、汉堡机场和阿联酋航空公司在内的十家竞标者，在国际招标中胜出。庞玉良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庞大的物流市场对于德国人别具吸引力，他们希望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对欧洲物流服务的需求非常可观。如果我们能够在欧洲拥有自己的机场，运输成本将得到大幅降低。”

根据协议，林德公司将获得帕希姆机场及其设施百分之一百的控股权，以及该机场旗下一片经济合作区土地的永久所有权。此次收购交易将帮助庞玉良进一步扩展林德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的物流网络。该公司现有的网络覆盖了中国境内的200多个城市以及全球约90个国家。但是，有些人对于庞玉良支付协议价格的能力表示怀疑，而庞玉良本人一直对公司资产情况三缄其口。庞玉良对《经济日报》透露，一家尼日利亚银行将为他的公司提供担保，但并没有国内银行涉足这笔交易。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河南省会，什末林市友好城市）和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已与庞玉良的公司签订协议，联手建立一家总部设在郑州的郑州航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新公司将运作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货运业务，庞玉良的公司将拥有该公司的多数控股权。

最近我有机会参加由摩根士坦利（Morgan Stanley）在巴哈马群岛来佛礁（Lyford Cay）举办的会议。除了怡人的气候、舒适的场地和多家明星企业外，此次会议还为与会者提供了绝佳的信息交流平台。中国和印度就是人们热议的主题之一。

负责摩根士坦利新加坡之外中国事务的James Cheng打开了一幅名为“再现辉煌？”的图表。图表中的数字都由James从Angus Maddison（2006年11月）编辑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数据》中摘取。数据显示，1820年，中国和印度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分别为33%和16%。由于西方工业革命异军突起，中国在二十世纪遭受日本侵略，随后又爆发内战，到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份额分别下跌至 5%和4%。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此后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取得了腾飞。2003年，印度占全球GDP的6%，而中国则攀升至15%，几乎与这个国家的全球人口比例比肩。James据此提出的问题是：“历史是否又将重演，我们将回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GDP一半的时光？”

无独有偶，一天晚上，我和Carleen打算在一家饭店吃晚饭，将车停在饭店门外的停车场，这时隔壁车位一辆红色的QQ赫然印入眼帘。说实话，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巴哈马看到QQ的身影――不过仔细一想，它的出现原在情理之中。当QQ在巴哈马不再是一件稀罕物，我想James的问题就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