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遇到了美国一所著名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他刚好是个中国人。他在想起自己回到祖国的两周时间里的所见所闻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处处都是经济泡沫。”

就算你不是一位金融学教授，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经济泡沫的迹象处处可见——从膨胀的股市到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再到不断上涨的房价。问题是：中国经济会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情况究竟会怎样？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会走向何方？

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已经经历过中国经济的相对硬着陆。1994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率达到24.1%的峰值水平。中国当时的经济一把手朱镕基的解决方法很简单。他立刻抑制信贷，从而大大放慢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

1992、1993和199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14.2%、14%和13.1%。到1996年，中国GDP增长已从这样的高位减慢到10%，1999年更降至7.6%的低位。尽管按照全球标准，这样的增长率依然很高，但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由于中国政府试图粉饰经济不景气，而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事实上，分析人士已开始追踪作为经济增长标志的电力需求增长等指标。这些指标显示，实际增长率低于中国政府所公布的数字，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似乎是更为可靠的指标。

2008年的中国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1994年的时候。因此，如今，单纯抑制信贷能否起效，很值得怀疑，尽管中国政府并未因此而放弃尝试。中国放慢经济的总体举措并未使经济出现急刹车，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处于高增长周期的另一边。

上海股市就是一个很好的基准。过去这一年，上海股市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循环。2007年年初，上证综合指数刚过3,000点。到年中时，该指数已翻了近一番，达到6,000点。上周，则跌至2007年4月9日以来的最低点3,411点。今年，上证指数的跌幅已达35%，成为亚洲股市中表现最差者。

中国股市的典型代表中石油于去年11月初在上海股市上市，首个交易日的股价上涨近两倍，达到43.96元，市值超过1万亿。上周，中石油股价跌至16.99元，仅略高于其16.70元的发行价。

其他迹象不那么戏剧性，但还是很明显。宝山钢铁上周报告，由于矿石价格上涨，2007年净利润下滑2.8%，这表明在上涨的原材料价格无法自动转嫁给客户的情况下，市场开始走弱。通货膨胀依然是个问题，通货膨胀率在1月达到7.1%的高位后，2月又增至8.7%，出现12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为了部分抵消高涨的粮食价格（这是中国主要的通货膨胀来源），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被允许急剧上调，从而降低进口谷物的成本。

Calyon Credit Agricole CIB的经济学家赛巴斯蒂安•巴比（Sebastien Barbe）表示：“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担心食品价格的上涨有可能演变成物价全面上涨。工资水平增长强劲……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加强对过剩流动性的控制。”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经济即使尚未放慢，也即将开始放慢。2008年的剩余时间会咋样，奥运过后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情绪低迷的情况，谁也说不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将运用大量杠杆手段，来为过热的经济降温，使之回归到更加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的水平。

上个月返回中国途中，我又习惯性地驻足于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报摊前，打算为途经芝加哥飞往北京的旅途找几份有意思的读物。我一向关注新作家，因此选中了Alex Berenson的《忠实的间谍》（The Faithful Spy） ，这本书曾获得埃德加奖（Edgar Award）一等奖。抵达芝加哥时，我已经被这本书迷住了，马上在O’Hare书店购买了Alex的第二本书，《幽灵战争》（The Ghost War）。二月出版的这本书以大胆的朝鲜海营救活动开篇，以悲惨的中国海上大逃亡结局。如果你经常要乘坐13个小时的航班飞往北京或上海，我推荐这两本书作为你漫长旅途的伴侣。不过一定要按顺序阅读，它们都描述了CIA（中央情报局）特工约翰•韦尔斯（John Wells）的传奇经历。

在《幽灵战争》的致谢章节，Alex专门向读者表示谢意，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写书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知道有人在读我的书，有些读者还花时间写了评论，无论是正面评论还是负面评论，都让人心生感激，也使作者的劳动有了意义。我的新书刚刚上市，Alex的话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也激励我去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我给他发去了电子邮件，虽然我们素未谋面，我还是要告诉他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与龙共舞》已经出版一个星期了，也收到了良好的反馈。初期来自个人和媒体的评论都给出了肯定的意见，使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经济学家》几周前发表了一篇书评，高度评价了这本书，此后Booklist和《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也相继发表了精彩的评论。出版后第一周，各方评论也纷纷出炉。

知名作家、投资顾问、教育家亚纶•布朗（Aaron Brown）是第一位在亚马逊上发贴评论本书的读者。他写道：

这是一本有关生活与商场历险的书。我对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作者的决定仍然令我倾倒。对于所有追求创新的读者，这都是一本好书。它告诉我们，一位四十岁的成功人士如何决意开始全新的生活。他利用自己以往的知识作为创业基础，但也并不畏惧他知之甚少的那一部分。正是这样的人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他们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学习。他既拥有远见，也有出众的写作才能，因此他能够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他如何探访自己贫穷的煤炭故乡，描写他效力于耶鲁大学橄榄球队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在华尔街的工作经历。

丹尼尔•哈里斯发表在中国法律博客（China Law Blog）上的贴子题目，“与龙共舞，当之无愧的佳作！”已经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丹接着写道：

所有关于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书籍中，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当之无愧的佳作！商人们经常问我应该读些什么书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今后我将告诉他们，《与龙共舞》， 它不会让你失望。

我同意作者关于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所有看法，这也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这本书将使我的演讲更有吸引力――在我读到这本书之前，我的演讲内容就和书中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除了能够作为“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初级读本，这本书的内容也引人入胜。书中有一段介绍潘考夫斯基如何使他的公司从几家合资企业中脱身，一次使用和平手段，一次则不得不借助“游击战”，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这一段之所以深得我心，原因之一在于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原因之二则是，我在俄罗斯担任一位客户的代表时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只要再加上恐吓和伏特加酒）。

丹还特意为亚马逊贴了一篇书评，对此我非常感激。

路透社中国经济编辑艾伦•惠特利（Alan Wheatley）也写了一篇书评（由艾迪•艾文斯）编辑，被英国卫报网站guardian.co.uk和《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周末版收录。

艾伦的评论令我喜出望外：

“Per Ardua ad Astra” — “沿峭壁飞向星辰”，这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座右铭，也是潘考夫斯基创立的汽车配件公司的写照。

在“《与龙共舞：我在中国打造十亿美元销售额的公司》” （皇冠商业出版社，$27.50）这本书中，潘考夫斯基回忆了亚新科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历次挫折，记述了公司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汽车工业市场上最终发展成为强势企业的过程。

这位前耶鲁橄榄球队的队员，在猖獗的骗子和难以想象的重重阻挠面前，最终取得了胜利，仅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认真倾听他的故事。

艾伦简要论述了我对中国的看法以仅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观点，真实反映了本书的内容。

最后，甲骨文（Oracle）Infogram编辑克里斯多佛•盖特（Christopher Gait）周日发表了以下评论：

在中国做生意：与龙共舞的管理艺术

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这位华尔街天才在1990年创建了一家中国公司（注意，不是一家开在中国的美国公司，而是一家开在中国的中国公司），现在又出了一本书：《与龙共舞》。这本书已经在中国最好的权威商业平台之一，中国法律博客（China Law Blog）上引起轰动。

我对所有读过并喜欢这本书的人表示感谢，不过我也意识到，并非所有评论都像我已经收到的这些评论一样，对这本书赞誉有加。有些读者对我的观点持有异议，不同意我的观察和结论。对于这些读者，我和Alex Berenson的态度一致。知道有人在阅读《与龙共舞》，而且还有读者愿意花时间为它写书评，这本书就实现了它的价值所在。

随着美国陷入次贷危机，经济进入衰退期，分析家们正在忙于分析，这一切将使中国受到怎样的影响。一方面，来自美国的需求下降，可能使中国的出口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可能会对成本问题更为敏感，进而寻求将业务外包给中国，以期进一步降低成本。在这个问题上，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戴尔公司上周宣布的消息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戴尔的案例非常简单。戴尔公司创始人、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上周四对记者表示：“中国对戴尔的全球供应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补充说，戴尔将“从中国购买700亿美元的计算机相关产品与设备”，这个数字指的是2007至2009年的采购总额。今年戴尔计划从中国采购总额为230亿美元的配件，2009年的采购总额则为290亿美元。由于其核心市场美国陷入经济衰退期，戴尔期待通过在中国进行采购来帮助公司降低成本。

戴尔公布的采购计划还表明，虽然受到工资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角色依然有增无减。中国正在向价值链的高端进发。越南每获得一个纺织工作岗位，中国就获得两个以上的更为复杂产品的生产岗位（如电子制造业）。根据戴尔公司发布的一份声明，今年该公司将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500多亿美元，并以提供两百多万个工作岗位。除降低成本外，戴尔还在寻求打开中国的销路，以巩固其全球领先地位。戴尔公司首席执行官预测说：“美国市场将会保持良好态势，但不会出现快速增长，我们希望在亚洲市场获得更多增长。”戴尔在全球市场上的名次仅次于惠普，但却只占有7.9%的中国市场份额，名列第四。根据IDC的统计，去年年底，联想获得了中国28.8%的市场份额，成为市场领袖，其后依次为惠普、方正科技和戴尔。

与许多其他企业一样，戴尔将中国看作争夺全球领袖权的最终战场。戴尔于2006年败给惠普，痛失全球领袖的地位，现在它必须在中国夺取市场份额，以期东山再起。幸运的是，改变经营策略之后，戴尔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取得了增长。该公司声称，去年戴尔在中国的产品销量增加了54%，是业界平均水平（17%）的近三倍。以网络销售和电话销售为核心销售模式的戴尔，去年开始与百思买（Best Buy）和沃尔玛这样的零售连锁店合作，销售产品。五个月前，戴尔和中国头号家电连锁商国美电器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将有500家国美店铺销售戴尔产品。

从产品的角度看，戴尔正致力于开发价格适中的产品，试图以此为敲门砖，打开尚未经开发且规模庞大的中国农村和低收入者市场。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表示：“戴尔正在针对中国和印度消费者开发新机型，以期推动公司在快速发展的亚洲市场上的销售增长。新机型完全根据中国和印度等市场消费者的特殊需求设计。”越来越多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开始重视中国买家。戴尔和联想集团都在去年推出了适合农村和新入行者的低成本个人电脑。

戴尔公司在核心市场――美国的利润率节节下降，销售额停滞不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周戴尔公布了以上决定。我们从中还可以得出以下四点信息：

1. 随着中国转向高端市场，开始生产更为复杂精密的产品，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比以往更为稳固。
2. 中国各种产品的市场都已经相当庞大，而且都已跻身于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列。如果一家公司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它成为全球领袖的能力。
3. 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外国企业应该改变固有的业务模式。戴尔由互联网销售模式转向零售网点销售，结果销售额增加了54%。
4. 要赢取庞大的中国市场，关键在于开发适合中国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适中，中国消费者支付得起的价格。

奥运会最后一名运动员离开北京之后，2008年奥运会带来的成果仍将在北京矗立。三号航站楼、机场列车、新地铁、公路与体育场馆、经过翻修的紫禁城以及无数景观项目，这些都隶属于北京为迎接8月奥运而斥资400亿美元进行的城市建设项目。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项目都是北京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奥运会只是为它们提供了非常及时的推动力。几年前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希望在新泽西的农场上举行婚礼，当时这场婚礼之如我，就如现在的奥运会之如北京――“待办”列表中的所有项目立即成为迫在眉睫的必办事项，而且都有了咄咄逼人的最后期限。

除了投资基础设施外，中国还开始了漫长的环保事业，试图使自己变得“更绿”，这应该是2008奥运会带来的最宝贵的遗产。我不想对此有过多溢美之辞，因为来过这个国家的人都能够看出，改造环境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环境问题正日益成为商业领袖和政府官员的头等事务。我刚来到中国时，几乎没有和人讨论过“环境”，而现在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这个词。

中国开始重视环保的证据比比皆是。去年，为了符合环境规定，几家大型中国企业不得不推迟首次公开上市。政府开始应用环境砝码衡量企业，导致十家国内企业的IPO（包括中国产量第二大煤炭生产商，中煤能源）被推迟到2007年下半年。地方政府官员的年终测评也开始涉及环境问题，银行也对未能妥善解决环境问题的企业贷款加以限制。

中国第四大汽车生产商长安汽车公司开发出了一种混合动力车，将于今年批量上市，这显然并非偶发事件。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最大的本土汽车厂商奇瑞成立了一支由100人组成的研发团队，从七年前开始一直致力于混合动力项目的研究。奇瑞目前正在武汉出租车市场上测试一种混合动力车型，并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推上市场。后来者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入其中。比亚迪（BYD）原是一家生产手机电池的企业，于2005年开始进军汽车市场，该公司在底特律车展上展示了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并称该车型将于2008年底上市。

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消息在七年前公诸于众，我相信此后中国人对环境的看法就开始改变。（这一点正好能够解释为什么奇瑞恰好在七年前涉足混合动力车项目。）几百万国际人士即将云集中国，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电视转播也是奥运会这场大型国际盛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立即使人们不无恐慌地意识到，北京乃至全中国的环境状况将成为2008年全球关注的焦点。我能够想象到，如果NBC每晚都以雾霭沉沉、阴霾重重的北京城为背景开始节目转播，再继之以一段对中国恶劣空气质量的批评，这种景象将成为所有北京官员的噩梦。

为了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中国将采取一系列临时措施。奥运会开始前，北京城内和四周的工厂都将停产，建筑活动也将宣告暂停；8月份，至少一半的车辆将从北京的大街上消失。据说早在今年6月北京就已开始实施交通管制。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比已经实施的单双数制度更为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们在四环路附近设有两家工厂（都不会产生污染），这两家工厂已接到通知，奥运会期间基本禁止车辆进出工厂。

除了这些临时措施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更为有力的举措，将对中国大部分地区产生深远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六个省市（河北、内蒙古、山东、山西、天津和北京）已开始关闭污染工厂，限制发电厂生产，试图改进空气污染状况。这些省市的面积加起来大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面积。不过，远离北京的省份造成的污染也是造成首都空气烟雾弥漫的部分原因。

奥运会期间，污染最严重的工厂不仅会面临停产，还将被永久性关闭。虽然这些工厂已经违反了中国的环境标准，但可观的既定利益仍然促使地方官员为其施加保护。根据个人经验而言，我们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我们正好在这种地方开设了一家工厂，而且不得不与一家肮脏的工厂为邻：附近的一家钢铁厂经常释放出橙色的浓烟，每当这时我们的工人就几乎无法呼吸。我们多次要求地方政府命令这家工厂整改，但官员们却充耳不闻。

如果北京为迎接奥运会而做出的清洁空气的努力能够推动中国大部分地区关闭或整改这种污染工厂，那么中国的环保事业无疑将受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而绿色中国将是又一项宝贵的奥运遗产。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应该养育一个孩子，种一棵树，写一本书”。我很幸运，养育了三名出色的子女（以及两个孙辈）；我在新泽西的农场上种过数不清的树；今天，3月18日，我又将正式成为一名作家。

过去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个日子会成为现实，但是我的新书，《与龙共舞》（Managing the Dragon），确实在今天出版了。（请点击“关于这本书”，了解概况。）2007年初，我将完成的书稿交给皇冠出版社的编辑，被告知预定的出版日期为200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听起来是那么遥远。就在过去几天，亲友们纷纷给我发邮件或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收到了来自亚马逊的装运通知单，使我开始意识到这本书的出版终于成为事实。我还得知，这本书正在上海韬奋西文书局上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与龙共舞》中文版将于5月16日上市。

当我对别人说起我写了一本书，人们总是要问我花了多长时间以及出版过程。开始写作以前，每次我想到这本书会是什么样子，塞维•蔡斯（Chevy Chase）的电影《滑稽农场》（Funny Farm）总是会浮现在眼前。最终期限一再延误，精神几近崩溃的图书代理商在作者后面紧追不放，希望能再追出哪怕一章，也能安抚一下怒气冲冲的出版商。我很幸运，我的出书过程可谓一帆风顺。

从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建议我写一本书开始，每一件事都进行得顺风顺水。我认识汤姆的时候他正在写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当时我们都在2004年7月的 Allen & Company Sun Valley会议上发言。一天我们重温了他为我们上一次谈话做的笔录，然后一起去参加一个招待会。在路上汤姆对我说：“知道吗，杰克，你就是一本书。”过去经常有人对我这么说，但是只有这一次我被真正触动了。

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整理思路。2005年底，我开始着手寻找代理商。幸运的是，我在同一届Allen & Company会议上结识的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William Morris Agency）负责人介绍我认识了这家公司新近开设的上海分部负责人Grace Chen。（和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威廉•莫里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通过Grace的不懈努力，在纽约分部的支持下，我有幸成为威廉•莫里斯在中国的第二位客户。签署强制性书约后，威廉•莫里斯提出了几家出版商，最后我们选定了皇冠。到2007年3月，皇冠完成了书稿的完整版草案，经过编辑后，书稿于6月30日顺利敲定。我审查了书稿编辑，纠正了打字错误，此后就一直静心等待。

接下来的日子繁忙而充实。上周离开北京前往美国之前，在上海举办的《经济学家》汽车会议上，我有机会作为主讲人和与会者讨论这本书，并对Rutgers EMBA项目和北京扶轮社发表演讲。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将在哥伦比亚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耶鲁、杜克大学（Duke）、匹兹堡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和东密歇根大学，以及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美商业委员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和费城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返回中国以后，在中国美国商会、北京耶鲁俱乐部、清华大学和长江商学院（CKGSB）的活动日程也已经排定。期间还会增加其他活动，特别是在北京奥运召开在即，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兴趣达到顶点的特殊时候。

我希望你们能够读到《与龙共舞》这本书。如果你有时间，希望你读后能为亚马逊网站写一份简短的书评。毋庸置疑，亚马逊已经成为图书工业的一支强大力量。这个因互联网而生的民主平台旨在促进全球思想的自由交流，因此尤为重视来自读者的书评。

虽然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中国之行没有成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却成功地在中国举办了第一场比赛。去年，我惊喜地得知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决定在2007年8月开始他们的中国处女秀，在距我的寓所仅有几个街区之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一场比赛，体重300多磅的linemen（前锋）首次在中国亮相。但是出于对工人体育场场地条件的担心，这次比赛终究未能成行。不过， 3月15日（星期六），洛杉矶道奇队与圣地亚哥教士队在北京战成3比3平。周六下午，碧空如洗，北京城司空见惯的阴霾天空已无迹可寻，气温华氏50度。棒球大联盟在一个近乎完美的周末完成了令人惊艳的首次亮相。（对于即将到来的8月奥运会也许不失为一个好兆头？）

据传此次比赛门票近乎脱销，共有12,224名观众前往捧场（相对于美国标准，这个人数还是少了点儿）。比赛在新建的北京奥运场馆五棵松棒球场举行。整场比赛充斥着美国棒球比赛的景象、声音与气味――卖花生的小贩，随处可见的软饮料、啤酒与热狗，不时爆发的管风琴音乐恰到好处地将球迷们的情绪推向高潮。除了食品和饮料价格较低，以及比赛没有增设加时赛以打破平局之外，五棵松赛场的比赛与美国国内的比赛没有什么两样。

由于乔治•斯泰因布里纳（George Steinbrenner），北京的球迷们得以看到纽约球迷们这一次无缘得见的人物–乔伊•托兰（Joe Torre），道奇队新任总教练。我敢保证，人群中的美国洋基队的球迷很高兴能够见到乔伊，他已经与中国棒球赛连在了一起。“我们成了聚光灯的焦点，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这场比赛――这简直不像一场春季热身赛，它和正规的赛季比赛没什么两样。”乔伊如是说。

职业棒球大联盟试图吸引中国观众，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对于吉姆•麦格雷戈（Jim McGregor）口中的十亿观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棒球迷。在职业体育运动界，篮球运动在这方面已经得风气之先。1993年，我首次参观中国工厂，不无惊讶地看到几乎每家工厂的厂区内都设有篮球场。

随着姚明等中国球星的崛起，篮球正在收获前期耕耘带来的丰硕成果。姚明所在的休斯顿火箭队与中国新星易建联去年加盟的密尔沃基雄鹿队之间的一场比赛，吸引了约一亿至两亿名中国观众，成为2007年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今年的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中，万众瞩目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和纽约巨人队之间的比赛是美国橄榄球赛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一次比赛之一，观看人数也不过区区9,750万。两者对比，你就可以体会到诱人的中国市场对于职业体育有着怎样巨大的吸引力。走，看球去！

二月份，中国的消费者价格由一月份的7.1%猛涨至8.7%，创下了11年以来最快的增长记录。食品价格比2007年2月上升了23.3个百分点，成为价格指数上升的主要因素。中国的雪灾使粮食生产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城市的食品供应，而一路走高的全球商品价格又使进口产品更为昂贵，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自2007年2月以来，随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月攀升，中国制造商们被迫抬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于是人们纷纷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制造了最新的出口产品――通货膨胀。

在原材料和商品价格上升的过程中，正在迅速走向工业化的中国市场的需求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二月初那场灾难性的雪灾又使商品供应受到影响。但是，也许大多数人都能记起，市场上的食品实际上越来越便宜。1974年至2005年，世界市场食品价格实际上下降了四分之三。《经济学家》（Economist）当前的食品价格指数高于自1845年创刊以来的任何时期。即使按照实际情况计算，食品价格也比2005年下降了75%。除中国需求量上升这个因素外，显然还有其他因素作祟，而美国可能正是原因所在。

我在匹兹堡北天主教高级中学就读时，每当我和同学们出于好意做了坏事，我的一位老师就会告诫我们：“通往地狱之路总是由良好的愿望铺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国的能源政策，它为利用玉米生产乙醇提供财政津贴。这项政策本意是好的――旨在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结果却导致美国和全世界的食品价格大幅上升。2007年底，美国一条全麦面包的价格比一年前上涨了12%，牛奶价格上涨了29%，蛋类则上涨了36%。

美国政府没有将寻求替代资源的任务留给市场，而是通过课税津贴和税费为乙醇生产提供补贴。2006年，玉米乙醇补助金总额高达70亿美元，全美共生产出4.9万亿加仑玉米乙醇，相当于每加仑乙醇1.45美元。据估算，到2012年，除了承担乙醇补贴政策造成的食品成本上涨外，美国纳税人每年还要支出63亿到87亿美元用于乙醇补贴。

美国的乙醇补贴政策包括联邦政府为提炼企业提供的每加仑51美分的课税津贴。此外，美国还对进口乙醇征收每加仑54美元的关税，以限制进口。这种做法从经济效益上讲很不明智，因为每加仑美国玉米乙醇的生产成本为1.05美元，而巴西使用蔗糖制造的乙醇成本仅为81美分。此外，巴西乙醇的生产率也高于美国。美国每英亩玉米能够生产400加仑乙醇，而巴西每英亩甘蔗能够生产590加仑乙醇。

补贴与关税政策，加之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些因素的合力引发了美国乙醇蒸馏厂的爆发性增长，导致全球谷物成本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12月17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的小麦交易首次突破每蒲式耳10美元。1月中旬，玉米交易价格达到每蒲式耳5美元，接近历史最高价格。1月11日，大豆交易价格攀升至每蒲式耳13.42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所有这些数字都达到一年或两年前价格的两倍。如果目前正在建设的62家蒸馏厂有80%在2008年底完成施工，用于生产汽车燃油的谷物将增至1.14亿吨，即2008年美国谷物预期收成的28%。

如果玉米乙醇的确是最具有经济效益的、进口石油的替代品，那么玉米乙醇生产根本用不着政府补贴加以刺激，也无需课以重税为其提供保护。继续这些补贴和关税政策只会扰乱世界市场。尽管中国仍有数百万人口仅依靠500美元的年收入生活，美国人可能也不会对中国持续走高的食品价格施以同情；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食品价格走高正对全球的低收入者产生严重影响。世界银行报告说，食品价格每升高1%，穷人摄取的食品热量就将减少0.5个百分点。

四年前，明尼苏达大学的C. Ford Runge和Benjamin Senauer教授预测，到2025年，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将由8亿多减少到6.25亿。2007年初，他们将生物燃油对全球食品价格的影响计算在内，重新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到2025年饥饿人口将增加至12亿。

当中国与十五年来最严重的通胀风潮作战时，人们也开始各抒己见，讨论中国是否正在全球经济中丧失竞争力。现在，中国工厂的某些工作岗位正在流向越南、柬埔寨和斯里兰卡这些低薪酬国家，通货膨胀与更为严格的中国劳动法是人们解释这种现象时最常提到的两个原因。

毋庸置疑，工作岗位正在从中国流向劳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大多数为亚洲国家。Dan最近的作品《涓滴细流――中国离岸外包》（Trickling Down - Chinese Off-shoring）描述了中国企业――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如何将制造基地移出国门。但通货膨胀并不是这一切背后真正的原因。

中国的大多数通货膨胀起因于较高的食品成本，食品成本走高导致谷物需求增加――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使用谷物制造生物燃油。每桶超过100美元的石油价格不仅使生产成本和交通成本普遍上扬，还使食品成本上升，因为大量谷物被酒精工厂用来制造燃油，而不是用于民生。

此外，食品价格上涨也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中国重庆的超市因食用油优惠销售而引发人群挤踏，导致31人死亡；而墨西哥和意大利也分别因为玉米饼（tortilla）和意大利面而引发示威与抗议。同样，原材料成本上升使世界各地的工厂都受到了影响，并不仅限于中国工厂。

Dan没有将制造工厂移出中国归咎于通货膨胀，而将其归因于国家为了寻求“鹅群”效应而将低附加值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市场，这种解释是非常正确的。不断提高的生产率，而非通货膨胀，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继而在流动性的国际经济中使相关经济体受到影响。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强调，中国的竞争力不会消失，这个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仍将在多年内保持低廉的价格。王先生指出，就价值链而言，中国生产的产品正在向高端进发――从玩具和服装转向汽车和高科技机器。“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只看到工资增长，还要注意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换句话说，现在中国普通公民的工资增加了，但这并非拜通货膨胀所赐，真正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加。

不过，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这种生产上的转变似乎发生得过早，也就是说，中国比其他经济体更快地到达了这个阶段。这一点反应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发展的迅速转变。中国的转变如此迅速，以致我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反复分析中国发生的一切。虽然我了解这个特点，但我仍然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么做。
例如，我曾经认为中国是一个总额为一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人均收入约为1000美元。这大概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国情，而我也就把这些数字印在了脑海里。最近，我因中国工资上涨而想起重新核实这些数字，你能够想象到，我当时受到了怎样的震撼！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额已达3.3万亿美元，人均收入约为2,500美元。这两个数字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旧有印象。我早就应该意识到，保持了五年多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对GDP和人均收入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直到看到这两个新数字，我才把二者真正联系起来。此外我还了解到，深圳的人均收入达到10,628美元，广州为9,302美元，上海为8,594美元，北京为7,370美元，这也令我颇感意外。它们同样与我习以为常的数字相差甚远，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工作职位会从中国流向别国。

中国的工厂在经济之梯上更上一层楼，正在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收入不断增长，每一位工人都获得了经济支持。无论对中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提高竞争力都必然要求降低生产成本，以消化原材料成本的上涨部分。中国企业的管理技能日臻成熟，培训得到了普及，精益生产（lean manufacturing）和六希格玛（Six Sigma）等管理工具在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企业及其员工的生产效率因此得到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生产率水涨船高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胜于雄辩，数字能够说明一切。

生产外包给其他国家，这个现象并不标志着中国全球竞争力的衰竭，也未能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丝毫影响，它只能说明，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随着生产率和员工工资的提高，以及员工培训状况和生产技能的改进，中国终将开始生产曾经只有全球最发达的国家才能生产的产品。

淡水河谷（CVRD）很快就实现了将铁矿石价格提高65%，并借此进军中国市场的目标。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宝钢集团代表中国的钢铁企业与这家巴西厂商就新的铁矿石供应协议进行谈判，并于上周将钢材价格提高了两成，导致从日用家电到汽车部件的几乎所有产品的制造成本都大幅上升。出售企业的建议一时间沸沸扬扬，股票市场分析家们纷纷表示，在价格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国的制造商们无力把钢铁成本的增加部分转嫁给消费者。

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

本周早些时候，我与公司的几位经理会晤，惊喜地得知他们已经成功地将增加的原材料价格转嫁给了消费者。2005年，我们遭遇到了首次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危机，那时投入成本已有20多年没有显著变化，结果所有人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束手无策。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物价历来只降不升的国家，经理们显然不习惯强迫消费者接受涨价。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对这一点已经得心应手。

我提到我们在过去三年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经理们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说：“现在我们比以前更擅长涨价谈判，不过我们学到的不止这些。2008年与2005年不同。自2005年以来，没有涨价的公司要么雄风不再，要么城池尽失。因此到了2008年，在这段时间里生存下来并取得发展的企业将比2005年更擅长与消费者周旋。”
这一席谈话不仅让我信心倍增，还回答了我长期以来的疑问：为什么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在中国乃至全球浮出水面。当第一次原材料涨价的冲击波于2005年袭来时，全球各地的制造商，包括中国的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成本/价格危机。中国承担起了世界加工厂的新角色，成功降低了几乎每一种制造产品的价格，而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又推动了所有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又使制造商们受到牵制，不敢提高价格，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如果我的经理们所言不差（他们建议不断提高生产者的价格），那么这对于通货膨胀是一则坏消息，对于希望恢复企业利润率的制造商们则是一条好消息。由于所有的利润空间都已消耗殆尽，制造商们已别无选择，只能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消费者也只能万般无奈地接受转嫁来的成本。

周四于上海召开的《经济学家》汽车会议（Economist Automotive Conference）上，我发现了在钢铁价格上升这块乌云四周又闪现出一条闪亮的金边。我前面的发言者，美铝公司（Alcoa）亚太区财务副总裁Jerry Van Alphen在他的讲话中极力宣扬铝材在汽车等制造行业中的优势。铝材使用率较高的汽车更为轻便，燃油消耗也随之降低。因此，汽车制造商们一直在寻求利用更为轻便的铝材代替钢材，以开发出更节能、更环保的汽车。但是，同样重量的铝材价格高于钢材，这正是铝材进入汽车市场的主要障碍之一。不过，随着铁矿石和钢材价格的大幅上涨，钢材正在因高价而退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制造领域。历史上，铝材对钢材价格比最高曾达到5：1，现在这个数字已降低到3.5：1，使用铝材的经济效益也相应上升。因此，居高不下的钢材价格可能会导致制造商们转向更为轻便、更为节能的汽车产品开发。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我承认，我好像正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竭力发掘钢铁价格上涨带来的正面影响。不过在商场上，有时候你必须这样发掘负面消息带来的利好影响。

生活中某些事很容易预料。例如，就像黑夜过后必然是白昼那样，很容易预测出，在参议员希拉里和奥巴马争夺俄亥俄州蓝领阶层的初选票的过程中，势必将中国“妖魔化”。而这确实发生了。

奥巴马参议员已走遍俄亥俄州。他在竞选演讲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美国工人发现工厂设备“突然间就被拆下来运到中国去了”，以此增强自己演讲的感染力。希拉里参议员则以同样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类似的画面，她告诉听众：“现如今，中国的钢铁涌入美国，而我们的工作机会却去了中国。”（《华尔街日报》，2月28日，“U.S. candidates ramp up rhetoric against China”）

两位候选人都抨击中国向美国出口涂料含铅玩具和有毒宠物饲料；这是个合理的观点，尽管正如奥巴马议员曾经暗示的那样，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玩具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全球约有80%的玩具都是中国制造的。

二人也都指责中国保持人民币低汇率，来维持竞争力；他们是美国参议院一项议案的联名发起人。这份议案提议建立起一套规则，用以判断诸如中国之类的国家是否在操纵汇率。按希拉里参议员的话：“布什总统的政策让中国政府简直成了美国的银行家……当美国循规蹈矩时，中国却在操纵自己的汇率”，就好像数百万到沃尔玛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的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地渴望到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投资的大量投资者，与这一切一点关系也没有。

虽然美国政客们对于美国为何与中国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的问题作出的冠冕堂皇的答案很方便，因为它能将指责转嫁到别处，但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却纠结着很多相互依赖的变数。如果你改变了其中一个变数，那么其他变数要怎么变呢？如果中国的货币升值，那么在世界市场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会上升。但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理论上，中国就能以更少的钱买到原材料。假设一件产品的成本中原料和劳动力各占50%，那么就可以说，汇率变动的净影响为零。由于迄今为止，中国的大量出口商品都是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因此原材料成本所占比重很高。当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时，相对于美国，人民币升值只会提高中国的竞争力——而非政客们希望的结果。

抛开这些理论，也有数字表明，人民币升值可能并非人们所认为的美国贸易的灵丹妙药。二十世纪80年代，日本就处在中国今天的位置上。当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日益增长，贸易顺差随之增加，美国政客们叫嚣着日元升值。从1985年到1988年的短短三年间，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50:1升至121:1，升值幅度达50%。然而，同期，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则从690亿美元增至900亿美元。接下来的12年，日元不断升值，到2000年对美元的汇率已升至100:1。然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也不断上升，到上世纪末已达到了1460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的经验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2005年7月，中国宣布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开始允许人民币窄幅浮动。从那以后，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15%，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8.3一路升至现在的不到7.2。那么，从那以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情况又如何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2005年的1630亿美元增至去年的2330亿美元，增幅逾40%。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美国的进口都没有在其供应国货币升值的情况下出现下滑。结果只是美国的消费者要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支付更多的钱——这对于已经对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感到忧心忡忡的美国人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且不论选举语言和竞选策略，在这次总统大选中，美国正冒着将民族主义的妖怪放出瓶子的危险。一旦这个妖怪被放出来，就很难让它回去。华尔街日报与NBC新闻去年12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8%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不利，而认为全球化有利的人仅占28%。而十年前，二者的人数比例则为48%和42%。

如今，当美国人想到全球化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最近我在去我新泽西州的农场时被问到：“为什么中国人买走了我们所有的石油？”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特别爱把从每加仑3美元的汽油价格到工厂关闭等一切问题怪罪到中国头上。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非越来越小时，教育与智慧辩论就变得很有必要。对于负责任的政客来说，这不是引起美国人恐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