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到在中国做生意的话题时，我一定要告诉听众，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没有阻碍我于1992年来到中国。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我在耶鲁攻读的是美国研究专业，而非中国研究专业。我那时不会讲汉语，现在不会讲汉语，并且肯定我一辈子也不会讲汉语。”

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事实就是如此，我不想假装。第二，我想揭去中国神秘的面纱，让人们能够更深入地走进她。很长时间以来，研究中国并花了大量时间学习汉语的人，往往让这个国家看上去如此神秘，如此复杂，如此难解，以至于变成任何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个人或公司的障碍。

随着中国成为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最大市场，花大量时间学习汉语不是最有建设性的——人人都需要更多而非更少地融入中国。中国的大门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了，而每一个人都应当相信，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了他们公司，他们都能真正读懂中国。

当大多数人听了我就语言这一问题的解释，了解了我前前后后的情况，会从我的建议中获得信心。不过偶尔也有意外，有人与我争论，认为我太过傲慢地把某些事看得和语言一样重要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在我的《与龙共舞》一书中特地作出了解释，指出在中国所犯的大部分错误都是由于沟通不良造成的。很简单，我不想操着一口不流利的汉语，来增加困惑，而宁愿让母语为汉语的专业人士准确翻译出我的经理、客户和中方合作伙伴所说的话。我相信这是最负责的态度。

出于简洁之目的，我可以重新解释我在书中关于在华“语言障碍”的所有评论，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相反，请允许我直接引用《与龙共舞》中第16章的内容：

学会讲中文难道不会使我在中国担任亚新科负责人的工作变得更轻松吗？当然会。如果精通中文，我的生活将会变得更简单——但那是一个很大的“如果”。

我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够使自己的中文达到可以用来做生意的水平呢？答案是，相当大。中文是一门极其复杂的语言。你可以将它学到可用于日常生活的水平——向出租车司机说明方向、在中国餐馆点餐、问路——但要熟练到可以在商务场合使用的水平则是另一回事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至少花了两年时间专门集中学习中文。

当我离开华尔街到中国去创办公司时，已经42岁了，而且我的第二份职业是在中国制造汽车零部件。这一决定伴随着两个与生俱来的困难。首先，我在耶鲁读的是美国研究专业，我从未研究过中国或中文。其次，我的第一份职业在金融业，我对于制造和汽车这两个行业毫无经验。由于我不得不同时探索一个全新的国家和一个全新的行业，我实在是无法再花两年或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我的优势在于我对于资本市场如何运作的了解、我在融资方面的经验、管理能力、使公司获得成长的技术资源，以及我在华尔街的20年中所获得的远见和更开阔的视野。我的优势并不是说中文的能力。

花一部分时间学习中文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它可能对游历中国有所帮助，但我却永远不能使其精通到商务场合所需程度。而且在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之后回到家，还要上中文课，这个想法一点都不吸引人。

即使我设法达到了熟练的程度，我还是需要担心，自己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是否会有所遗漏。倪威（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全球营销副总裁）的英语说得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好，但他向我承认，如果他身处一间坐满西方人的房间，他只能听懂他们所说的70%~80%。我在类似的情况下将会漏掉多少呢？这是我能够承受的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自己的总经理会议上总是进行翻译，即使我们的多数高级经理都会说两种语言。对于重要信息，也要多花一点时间确保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值得的。

我完全承认，以上这一切都有一点合理性的成分。但是，我只是实话实说。不过，我也相信，还有很多错误的认识需要去克服。

或许，这完全是一个不花时间学习汉语的天大的合理化借口。部分情况确实如此：语言从来都不是我的专长。但我的确认为，人们太过注重汉语，而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及其社会情况则不够重视。还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你不会说汉语，你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同样错误的观念认为，谁会说汉语，谁就了解中国。而我见到过很多例子并非如此。

我决不是鼓励其他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效仿我的做法。对我适用的对其他人可能并不适用。

话虽如此，我还是建议有志于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年轻人学习汉语。在你事业的早期，你可以花时间好好学习汉语。我的三个孩子都从中学就开始学习汉语，一直学到大学，并在中国参加了语言课程。卡琳（我的妻子）专门抽出时间来学习足够的汉语，与人交流完全不成问题。如果你有机会系统的学习汉语，就像我的孩子一样，那么就好好学。如果你没有，但像卡琳一样为了个人的需要还是想学，语言之于你很重要，那就尽力而为吧。但不要让语言成为你在中国创业的第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严格就工作方面来说，我的建议是把时间花在了解中国上，而把语言问题留给精通语言的人去解决。

上周，我在www.Wsradio.com上接受了Garrett Sutton的采访。Garrett Sutton撰写了很多有关个人和企业理财的书籍。www.Wsradio.com是领先的互联网谈话类广播电台。20分钟的采访涉及了有关中国和在中国做生意的广泛话题。

在第一部分超过14分钟的时间里，我们谈到了我是如何创办亚新科（ASIMCO）的；其他公司如何制定他们的中国战略；在中国创办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发展一支当地管理团队的重要性以及这支团队如何与总部最高管理层配合；关系以及在中国关系的运用；北京的生活与工作以及过去这15年来的变化。

很遗憾，在两部分内容之间有很长的赞助商产品广告时段，因此你需要有一点耐心，来进入访谈的第二部分。在第二部分短短的5分钟时间里，我们探讨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以及中国汽车工业的未来。访谈的最后，我们谈到了中国四川的大地震。

这是一次很棒的访谈，我很享受这个过程。Garrett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在新闻采访中，你并不经常有机会使自已的声音得以原声摘要播出，而且还能有机会深入的讨论一个议题了。显然，随着奥运的临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在不断提升。

如果您想听整个采访，请点击以下链接：

“你如何与你的中方管理人员和员工建立信任？”，这是我面前表格上的第一个问题。我正站在下曼哈顿道琼斯大厦的大厅里，等着与《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袁莉见面。在我们的访谈中，袁莉想谈一谈在中国，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信任的问题，并提前发了一份题纲给我。

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袁莉本能地知道在中国互信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何她想将这一话题作为我们访谈重点的原因。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每一个人都不断地提到“互信”二字以及建立互信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在中国成功发展关系的关键。事实上，这两个字说了这么多遍，以至于我开始认为这只是一种陈词滥调。然而，我中国的新同事们确实对这两个字的含义如此深信不疑吗？还是他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在中国的15年使我发现“互信”二字也许是汉语中最重要的两个字。如果你能真正做到——如果你的管理人员、员工、合作伙伴或客户确实相信你信任他们——那么在中国，一切都会开始改变。

以“责任到此，不能再推”为座右铭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来自密苏里这个“索证”（Show Me）之州。如果你想使来自密苏里州的某人相信某事，光口头说说不行，你还必须向他们证明。他们往往会说：“不要说给我听，证明给我看。”

我在中国的15年里，发现这里的每个人好像都来自密苏里州。中国人会秉持自己的判断，然后看看你是怎么做的，而不是你是怎么说的。

对于你的经理和员工，使他们确信你信任他们的方式就是授权给他们。你不仅要给他们职务和岗位，还必须赋予他们履行职责的权力和责任。如果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动摇或畏缩，必须使他们相信你就在那里帮助他们，而不是批评他们。

对于合作伙伴、客户和政府官员同样如此。很多人满腔热情地来到中国，对于他们所要做的事大加承诺。当这些承诺被遗忘（这样的情况太常发生了）时，双方之间的隔阂会增大。而反过来，在言行一致的情况下，就会形成高度的信任。在中国，信任是靠一点一滴的行动挣来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在与袁莉的访谈中谈到了所有这些内容。请点击这里，收听全部内容。

《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了一篇关于在中国仲裁的文章，分析了西方企业在中国提交仲裁或坚持在瑞典等更中立的地点进行仲裁的利弊。

文章本身写得不错，但它没有强调的是，在中国，仲裁只是解决法律冲突的第一步。无论申诉案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进行仲裁，要执行任何涉及中国的仲裁裁决，都必须走一趟中国法院，这带来了执行问题。

不管好坏，我拥有与当地法律系统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鉴于其重要性，我在我的《与龙共舞》(Managing the Dragon) 一书中花了一个章节来讲这个问题：

与大部分人的想法相反，中国实际上拥有系统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和可供申诉的仲裁机构。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公司法》，数年来几经修订，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06年。此举的核心点是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但难点在于执行。

北京有一个国际仲裁法庭，由中国和西方法官组成，受理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同纠纷（或类似案件）。当我就在中国开办企业的问题开展调研时，我被告知，外国投资者或企业可在仲裁过程中得到公平的听证机会，外国企业实际上在大部分案例中都取得了胜利。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

我们在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曾出现了三起仲裁案例，其中两起是由我们提出的，一起是由我们的中方合作伙伴提出的。我们起初并未意识到，但很快就认识到的是，取得仲裁胜利，得到仲裁裁决，实际上只是此过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较容易的一步。仲裁裁决的执行则是第二步，也是较困难的部分。因为执行工作归属中国法院系统，在申诉地关系较硬的一方占有很大的优势。

在第一起案例中，我们初来乍到，以为赢得仲裁就万事大吉了。拿着仲裁庭的裁决，我们赶到了申诉地哈尔滨的法院，结果却发现，我们的中方合作伙伴已经打点好了关系。尽管耗费了几年的精力，我们却毫无进展。

第二起案例在第8章中提到过，我们在安徽的总经理和中国合作伙伴违背几个月前刚刚签署的竞业禁止协议，开办了一家竞争性工厂。毫无疑问，我们是占理的一方，并赢得了仲裁。但是这次，我们事先争取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在由党委书记主持的一次会议中，我们挟胜诉裁决，请求他们帮助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甚至没有去过法院。

在最后一起案例中，在当地政府同意和鼓励下，我们后来售出的一家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方对我们提出了索赔，并进入了仲裁程序。（当地政府和我们一样对这家中方合作方多年的表现感到失望，相信如果采取独资形式，我们的业务会发展得更好。）我们赢得了这个仲裁，整个过程轻松地令人难以置信。从头到尾，当地政府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因此执行不成问题。

关于诉讼，我最好的建议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诉讼，只把诉讼作为最后的手段。诉讼的结果无法确定，而无论结果如何，都要耗费时间。在上述三起仲裁案例中，在任何中立的法律顾问面前，案件的结果都是一目了然的，但仲裁过程却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如果接下来，你还不得不到法院去使裁决得以执行，那么你很轻易的还要花上更多年的时间。而在这整个过程中，作为争议主体的企业会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发展不确定性的阴云始终笼罩在企业头上。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即使最终取得胜利，企业可能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或许，避免在中国卷入诉讼的最好理由是，一旦你走上诉讼这条路，那么解决纠纷的所有其他途径都会被堵死。我们在每一起案例中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我们提出仲裁，地方和省级政府就觉得问题正在走法律途径解决，他们不想插手。一旦提起诉讼，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到底。根据我的经验，协商是更好的途径。

话虽如此，中国的法律体系正一天天进步和完善。在政府的支持和国际法律专家的帮助下，有关中国的商业交易和合同的法律正日益走向成熟。它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律框架不再有如此大的差异。但关键的环节依然在于通过司法系统的执行，而在这一方面，人际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扮演重要作用。

文章引用了一起涉及百事公司和中国一家灌装企业的案例。作为合资协议的一部分，双方曾同意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仲裁解决任何争端。后来，百事公司分别在两起仲裁申诉中，对其合作方提出了仲裁，称其违反了几项合同的若干条款，要求终止合资关系。主仲裁人是瑞典人，还有一位仲裁人由百事选出，站在百事的一边。两起仲裁都判百事胜诉，并于2005年结案。

就是这篇文章证明了我的观点所在。文章最后一段开头写道：“同时，百事公司尚未取得判决的赔偿……”最后这段话道出了一切。仲裁只是第一步，也是两个步骤中最简单的一步。在中国，执行才是见真章的地方。

哈佛商学院率先使用案例研究作为商学院学生的辅助教学方法，案例研究由此成为哈佛商学院一个经久不衰的招牌。

七十年代早期，我在哈佛商学院度过了两年愉快的时光，每天要阅读、分析和讨论三个案例。在这两年时间里，我和同学们扮演了好几种行业里几百家公司的CEO，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做出三项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决策。我们当时研究的案例很多都是几年前发生的，不过没关系，毕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商业环境与七十年代没有明显的差异。

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上述的许多案例可能都要重写。面对今天迅速变化的竞争环境，人们也需要大量新的案例用于分析。周日，中国宣布成立了一家全新的生产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公司，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已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出现在世界面前，而在此之前，全球领先企业的CEO并不需要应对我所说的“中国式难题”。下面就是这个难题的由来。

假设你是一家大型美国公司的CEO，你公司生产的产品非常先进，因为它们必须满足最严格的安全标准。由于新产品的开发周期很长，资本支出也相当可观，加之产品本身的复杂性，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者已经减少为两家：你的公司和你们的欧洲竞争者。

正如你的产品拥有美国这个规模庞大的发达市场一样，欧洲和日本市场也正趋于成熟，行业增长趋于缓和。就在此时，中国开始从30年的漫长冬眠中醒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改革大潮，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没有能力生产你们的产品，中国正迅速成为你们最大的市场，同时还拥有非常可观的增长前景。顺理成章的，你和你的欧洲竞争者开始争夺中国这个诱人的大蛋糕。

下面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中国式难题。你应该继续延续从美国出口产品至中国的战略，还是在中国设立制造基地，甚至与本地厂商建立合资企业，以期从长远角度巩固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呢？

反对进入中国者振振有词：继续在美国制造产品，现有的生产设备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同时也无需担心知识产权外流问题；美国过硬的质量和管理系统能够确保良好的运营态势和稳定的财务状况。

另一方面，在中国扎根却面临着许多问题。必须建立全新的厂房设施；必须引进知识技能；必须培训工人和管理者；必须与他人共享利润；合资企业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在中国设立公司的唯一理由是：通过在本地建立生产基地，以及享受较低的成本结构，来巩固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长期地位。

现在，有一家中国企业即将自主建立公司，与你及你的欧洲对手同场竞争，这条信息可能会对你的决策产生影响。你要求你的工程师就此给出评估意见。他们的答案可能是：“并非不可能，但是非常非常困难。他们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和其他障碍。”

这一典型的案例研究可能会这样结尾：你站在窗前，思索着这个绕不开的难题：“作为CEO，我应该向董事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上面说的行业当然就是喷气机制造业，两家公司就是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欧洲的空中客车。虽然我并不知晓他们在过去几年中董事会讨论的内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式难题所引发的困惑已经浮上了他们的眉头。两家公司都不曾认真考虑过走中国路线，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决策引发的后果――中国决定进军客机制造领域。

在这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创业项目中，中央政府、上海市政府和中国最大的两家飞机制造商联手投资190亿人民币（27.2亿美元）打造新公司。在外国竞争者看来，在这样的局势下岌岌可危的是什么？当然是中国的客机市场。据空中客车估计，这个市场到2026年将增长五倍。不过国际市场也不会示弱，必将奋起争夺。毕竟，谁能够在中国市场上称雄，谁就能掌握世界市场的主动权。

新组建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取得成功吗？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家公司必将获得来自各方的支持与帮助。我的猜测是，波音和空中客车的供应商与工程咨询商们并不想错过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大客户，他们已经准备好为中国提供设计、开发和制造方面的帮助。因此，中国面临的技术难题并非真的牢不可破。

飞机制造业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案例，但实际上每一种行业都可能在未来遇到它们自己的中国式难题。国际巨头们一着不慎，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人们经常问我，“在各种行业门类中，你为什么独独选中了已经属于成熟产业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他们问得很对，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汽车已经是成熟产业。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仍然可以算作是成长型产业。

自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卡车、公共汽车和客车）就以每年至少一百万台的速度飞快增长。入世以来，中国的汽车工业一直保持着20%至50%的高速增长。2008年，中国的汽车产量将突破一千万辆，极有可能超过美国。

现在，所有人似乎都被卷进了中国这个充满诱惑力的大市场中，但以前可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在不久之前，全球汽车高管们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一个人均收入只有一千美元（中国在本世纪初的经济水平）的国家，怎么可能买得起轿车？现在已经没有人再问这样的问题了。但是业内观察家们花了这么久才相信中国的实力，实在有点匪夷所思。早在1992年，任何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论者都能够预测到，中国终将拥有庞大的汽车工业。原因非常简单，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发展发达的公路系统，就无法实现人流和物流在全国各地的流通，因此大量卡车、公交车和客车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92年我来到中国时，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国家的面积。中国很大，以平方公里计，中国与美国的面积相当，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一个行业都似春秋战国，严重分散，中国大多数企业在当地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根据我的推测，随着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中国的工业将走向合并之路，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运营的企业将成为真正的执牛耳者。因此，投资于某一家公司并不可取，当务之急是要选择一种行业，并且制定出能够培养行业领袖的经营战略。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哪一种行业。事出偶然，我接到了参加1992年9月上海欧洲货币会议的邀请，于是我决定到那里寻找答案。下面是我在《与龙共舞》中对这段经历的描写：

大众汽车高管Stefan Messmann博士是其中一位引人注目的演讲者。在演讲中，他向约300名与会者表示，大众将中国看作其公司的主要增长市场之一。大众已经分别为其设在上海和长春的两家合资企业投资了3.5亿美元，从而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竞争中占尽先机。Messmann博士使我第一次意识到，汽车零部件市场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如果大众这样的汽车巨头都要在中国寻找新的供应商，那么可以断定这个市场近乎是个真空市场，需要有人去填补空白。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商机。

听到这儿我非常惊讶。当时人们甚至对中国是否拥有汽车工业都持怀疑态度。中国的大街是自行车的海洋，偶尔可见几辆卡车点缀其中，轿车则称得上寥若晨星。在中国能看到的轿车一般都是为政府官员服务的进口梅塞德斯。现在我面前这位大众高管却毫不迟疑地断言，中国将拥有规模庞大的汽车工业。更重要的是，他还谈到大众汽车这个国际汽车巨头正指望中国为它赢得业务增长。我不觉坐直了身子，认真聆听他的演讲。

但是，汽车产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占全球GDP的12%强。我应该投资于汽车产业的哪一个领域呢？ Dr. Messmann博士演讲结束后开始回答问题。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就帮我找到了答案。

“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问。

Messmann博士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优质零部件。”

在投资银行工作时，我曾经拜访过几家汽车零部件企业。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我查看了这些企业在五、六十年代的财务报表，发现它们无不盈利丰厚。那段时期是美国的汽车工业增长期。像我父亲一样从二战归来的人们，亟需购买大量房子、冰箱和汽车，以继续他们的生活。随着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纷纷扩大生产，为其供货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只要请这三大公司负责采购的人员打三天高尔夫就可获得足够定单，喂饱他们的工厂。如果Messmann是对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就是四十年前的美国。

“Wow！”我不禁暗中叫好，正如Yogi Berra所说，“真是昔日重现！”

我直到上周才再次与Messmann博士会面，距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过去了近十六年。写作《与龙共舞》期间，我得知他已离开大众，目前在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教授法律。这所大学位于布达佩斯，是一所使用英语的研究生学院，由匈牙利最著名的“流亡者”之一，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创办。我们通过邮件进行了联系，之后Messmann博士邀请我前往布达佩斯与中欧大学的高级教授会面，并在中欧大学发表演讲。

那两天的经历多么令人兴奋！布达佩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传奇城市，Messmann博士和中欧大学更是热情好客。我还得知，中欧大学成立于1991年，旨在为正在从独裁专政转向民主自由的中欧、东欧和中亚国家提供帮助。中欧大学的1400名学生来自80个国家。当站在学生们中间回答问题时，我惊讶地发现周围的学生分别来自斯洛伐克、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我以前都很少接触。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一样，他们都热切希望了解中国，了解如何在中国做生意。

正如十六年前启发我看到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巨大商机一样，现在Messmann博士又为我了解另一个世界打开了大门。我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些国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世界，它可能与我们在中国的所有业务都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曾经被封闭式的经济模式所束缚，现在它们都正迎头赶上，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这些国家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如相同的低成本观念，以及都拥有许多的胸怀大志的优秀人才。
再一次谢谢你，Messmann博士。

今天下午，我参加完中美商会（Amcham）的午餐会后返回公司，发现我们位于丽都饭店附近、丽园中心四层的办公室一片忙乱，大家都在忙着准备撤离。 同事告诉我，刚才这座大楼有明显的震感，据传北京其他有震感的建筑也已经开始疏散。

信不信由你，身在北京的我们竟然感受到了千里之外的四川地震。这就相当于在纽约城感觉到了丹佛市的地震。这场地震发生于北京时间今天（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震级达到里氏7.8级。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报道，成都地震发生后七分钟，北京也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小的3.9级地震，不过引起大多数人关注的还是遥远的四川地震。除北京外，上海、重庆、山西、陕西和湖北等地均有震感。

亚新科在四川省有一家工厂，据我所知这也是唯一受到地震影响的亚新科企业。该厂遭受到小规模结构性损坏，主要包括窗户破损、墙壁裂缝等。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几个月前，我的好友琼妮•埃文斯（Joni Evans）创建了一家面向四十岁以上女性的网站www.wowowow.com （“网上的女人”）。精力充沛的琼妮是活跃在出版业的积极分子，曾出任Simon & Schuster的总裁兼发行人以及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发行人。她意识到，鲜有人涉足的四十岁以上女性互联网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决定针对这个人群建立网站。为了作好网站的创建、运营和文本写作，琼妮邀请了15位成功女性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团队，其中包括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新闻记者）、佩吉•努南（Peggy Noonan，政治专栏作家）、玛丽•韦尔斯（Mary Wells，现代广告发明人），和演员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坎迪丝•伯根（Candice Bergen）、莉莉•汤姆林（Lily Tomlin）以及马洛•托马斯（Marlo Thomas）等。

为什么我要在与龙共舞这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网站上提到这件事呢？别急，我很快就会谈到，它也和中国有关，不过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要求网站组建团队成员回答的“每日问题”是这个网站的亮点之一。首批问题中，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关注纽约政界的人都会记得，今年三月中旬，前纽约州首席检察官、2006年当选的前纽约州州长、一向自命不凡的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露出了马脚，人们发现他在过去十年中将数万美元用于嫖娼。整个纽约乃至整个美国都在注视着众叛亲离的斯皮策州长。3月17日，斯皮策下台，饱受打击的斯皮策夫人仍站在他的身边。Wowowow的每日问题是：“斯丽达•斯皮策（Silda Spitzer）是否应该支持她的丈夫？”

现在让我们直奔主题。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问题都被摆上了桌面。上周www.wowowow的每日问题之一是：“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19年。你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看法？mebeli”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这个问题将会以各种方式被反复提及。无论你是否认为这些成功女性的观点能够代表部分当代美国人思想，她们的评论都值得一读。

我对玛丽•韦尔斯的回应印象很深，她开放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以开放思维看待中国的新鲜视角：

人们总是对中国抱怨不已，但是你能找到一个你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完全没有任何怨言的国家吗――包括美国？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中国，那么不妨来一次中国之旅，你将发现自己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提起西藏，你不应该忘记美国自己犯下的错误；亲历北京，你不应该忘记美国过去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说得好。

她继续以理智的全局观点分析未来：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鼓励年轻人在学校学习说汉语、写汉语。我相信，在这批青年初涉职场的年代，如果他们成为中国方面的专家，他们的职业发展将因此而获得极大的帮助，有助于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不幸的是，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并不像玛丽•韦尔斯那样持有开放而平等的观点。前不久我回了一趟美国，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周围的人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负面评论不绝于耳。对奥运会的关注以及反华势力的宣传，正在挑拨着人们的反华情绪。CNN的杰克•卡弗蒂（Jack Cafferty）言论颇为粗鲁，但是我怀疑他的言论能否代表广大美国人民的想法。

北京奥运会期间，几百万从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将陆续涌入中国，如果这次盛会能够为弥合东西方之间的“理解”鸿沟做出贡献，那么这将是北京奥运会最大的成功。

在我最近的文章“《工业周刊》：中国与众不同的成本观念”以及我为《工业周刊》撰写的其他文章中，我讨论了中国经理们与众不同的成本观念，他们眼中的成本要远低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经理人。简而言之，美国人看到一张百元人民币，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动除8（这是我在中国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得到12.50美元。但是，面对同一张百元人民币，中国人的感受实际上就是美国人对一百美元的感受。换句话说，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和一张100元人民币的钞票在它们各自的国家会受到相同的待遇，从中折射出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

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制造出如此便宜的商品，能够解释为什么每一种产品在中国都有两个市场（见《中国的两种市场》），也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企业必须在中国实现本地化管理。简单地说，要想在中国取得长期成功，企业经理人必须与他的客户和竞争对手持有相同的成本观念。

因新书《与龙共舞》的出版，我有机会向中国和美国的学生以及商业团体发表演讲，中国的成本观念就是我重点强调的话题之一。当我向听众们解释我如何得出上述观点，以及这种现象对我们的日常运营将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时，我看到他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中国听众立即意识到这正是他们看待人民币的方式，非中国听众则开始下意识地将我的观点与他们自己的经验相联系。

我注意到印度的一家新闻服务提供商The Hindu专门就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大量引用了我书中的观点，最后认为这些观点“非常具有指导意义”。我怀疑印度也存在类似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印度的成本竞争力从何而来。

我在北京的一位老朋友Chris Devonshire-Ellis也同意我的观点，并将这部分内容加入了他的中国简报（China Briefing News）。青年总裁组织（YPO）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Chris曾经听过我对这些观点做出的解释。

不过，这个主题自然会带出另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想知道中国的这种成本观念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以及这种观念是否会随着大量财富的积聚而迅速消失。我的回答是，至少在一、两代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这种低成本观点不会改变。一旦个人思维习惯形成定势，这种基本观点将会维持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富人与外国富人看待金钱的视角仍然存在不同。

此外，中国还有九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年均收入远低于城市人口。这个群体的成本观念显然要远低于富裕人群。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的主流消费群体。此后，中国的低成本观点又将在这些新的参与者身上得到印证，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